余永胜

　　自“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被恐怖袭击事件困扰着。不过，最近的恐怖袭击却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久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在北京对新闻界说，据可靠情报，“基地”组织准备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对美发动袭击，以此影响大选结果。此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对新闻界进行同样的吹风。所有这些都表明，恐怖 分子在尝到了马德里爆炸案的“甜头”以后，正试图通过恐怖袭击来影响和支配国际事务。换句话说，恐怖势力正试图从国际社会的“体制”外渗入到“体制”内。

　　3月11日，“基地”组织通过制造马德里爆炸案颠倒了西班牙大选的结果。对伊战争中表现积极的阿斯纳尔败给名不见经传的萨帕特罗。因为选民想通过投票给反战的萨帕特罗避免重遭恐怖袭击。马德里爆炸案使恐怖分子看到了进入文明社会体制内的机会。随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了法兰西。2003年12月，法国政府颁布了禁止在公共场合戴伊斯兰教头巾、犹太教小帽和基督教十字架的法令。“基地”组织挟马德里爆炸之余威，威胁法国政府立即取消禁令，否则将制造法国版的马德里爆炸案。

　　类似事件接踵而来。4月15日，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录音讲话。讲话声称，“如果欧洲国家停止针对穆斯林的军事行动，基地组织将与欧洲和解。”话外音当然是，如果不改变政策，欧洲国家将面临新一轮的恐怖袭击。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受到了人质问题的纠缠。伊拉克形形色色的抵抗武装绑架了30多名外国人质，企图以此为筹码，迫使被绑者所在国政府从伊拉克撤军。

　　可以看出，与过去以恐怖袭击为纯粹的报复手段不同，恐怖主义活动正试图达到更为深层的政治目的：影响与支配国际社会的政策走向，甚至为国际格局重新洗牌。这一策略虽不可能完全得逞，但从目前来看也并非一无所获。

　　虽然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坚决打击的态度没有改变，但客观上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西班牙新政府决定于4月18日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后，洪都拉斯政府19日表示，它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伊拉克撤出其370人的部队。多米尼加20日也宣布将很快从伊拉克撤军。紧接着，挪威政府宣布将于6月30日前撤出其驻伊军队。此前泰国已经表示，如果伊拉克局势恶化，不排除从那里撤军的可能。新西兰政府也透露，如果安全局势恶化的话，它将考虑让其工程小分队回国。而围绕着人质事件，日本社会各派政治力量更是展开了一轮或明或暗的较量。虽然人质事件刚开始时，各派都是同仇敌忾地谴责，连反战的《朝日新闻》都表示支持首相“决不妥协”的决定，但后来随着其它国家人质的获释而日本人质却没有音讯，便逐渐出现了不同声音。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及政府的做法，更多地是迫于国内反战呼声的压力，但对恐怖组织来说，却成了一种“胜利”的标志。拉登在其录音讲话中将这些称为“近来出现的一系列积极事态”。

　　毫无疑问，恐怖势力是独立于文明社会之外的异端力量，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对付恐怖主义的有效办法，一是坚决打击，二是防止被恐怖主义牵着鼻子走。否则这将大大地抵消打击带来的遏制效应，在客观上诱发恐怖势力的滋生和蔓延。后果将是更大的灾难。

　　一旦让恐怖势力成为文明社会体制内的力量，恐怖分子将把文明社会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何不让恐怖分子的政治目的得逞，这是各国都要考虑的问题。▲(作者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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