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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1日清晨，西班牙马德里市城铁发生10次严重爆炸，190人当场死亡，1240人受伤；3月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和布哈拉州发生5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伤；4月2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栋联合国办事处建筑遭到恐怖袭击，至少造成3人死亡；5月9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首府体育场发生爆炸，车臣共和国总 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被炸身亡。

　　这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全面开展近3年后的今天，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这3年来，各国的反恐部门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恐怖袭击仍然在破坏人们的平静生活？打击恐怖主义究竟有多困难？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在上任伊始就曾经对媒体表示过：“成功的情报工作是战胜恐怖主义的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3年来的反恐战争实践表明，在这场几乎席卷全球的反恐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似乎正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恐怖袭击目标平民化

　　一些美国学者把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比喻为“蜂群行动”，借以描述恐怖袭击的危险性和随机性。事实上，恐怖分子们本身就像是一群毒蜂，为了实现攻击与报复，他们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捅过蜂巢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毒蜂们的报复中，受害最惨重的往往是那些毫无提防的无辜路人，因为毒蜂的逻辑是“我刺你，只是因为我刺得着你”。

　　近年来，为了加强对恐怖主义的防范，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政治领导人、政府机关、外交使领馆、军事设施以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目标的安全保卫措施。要对这些目标发动恐怖袭击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毒蜂”们迅速转移了“针刺”的对象，恐怖袭击的目标日益平民化和多元化，针对城市繁华商业区、交通工具、居民聚居区的袭击活动日益增多。有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袭击目标中，平民目标占36.62%，商业目标占27.28%，外交目标占22.07%，军事目标占7.57%，政府目标仅占6.47%。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袭击行动中，75%以上都是针对商业或平民目标。

　　恐怖袭击目标的平民化和多元化使得可供恐怖分子选择的目标极为广泛，数量极其庞大。以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核、化学设施为例，目前全世界仅正在使用中的核反应堆就有近700座，正在运行中的核燃料循环工厂有250多个，而化工厂、化学品仓库更是不计其数。面对如此众多的目标，情报人员们难免顾此失彼。对于这种现状，国际知名安全专家布赖恩·詹金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怖分子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动攻击，而政府的安全部队却力有不逮，始终无法确保每一个可能目标的安全。”

　　“狼来了！”“狼没来。”“狼真的来了……”

　　在反恐情报斗争中，主动权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掌握在恐怖分子手中的。对于在暗处活动的恐怖分子来说，一旦发现既定目标的防卫有所加强，行动难以展开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推迟行动或转换目标。这一方面使原本准确的预测结果因为恐怖袭击并未发生而造成民众甚至情报部门自身对预测准确度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充分利用大叫“狼来了”的方法，造成情报部门的适应性心理定势，麻痹了政府和公众的警觉性。

　　此外，新一代恐怖分子的素质大为提高，他们充分汲取了前辈们的经验和教训，恐怖袭击手段更加先进和多样，他们可以熟练使用从高爆炸药到满载乘客和燃油的大型波音客机在内的各种工具进行袭击。这给情报部门的分析与预测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

　　广泛而易变的袭击目标和灵活多样的袭击手段要求情报部门的反恐怖预测工作拥有大量及时可靠的情报。但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情报机构和军方的情报机构都不可能把反恐工作作为日常工作的中心，它们必须把主要的人力物力用于传统的针对国家的情报工作，并保持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组织结构，用于反恐怖方面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于是，在有限的资源投入和繁重的任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使得负责反恐的情报部门在受到来自恐怖分子的压力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吝惜资源的决策层的压力。而有限的情报来源降低了预测的准确度，民众也会对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警报和无休止的紧张生活感到厌倦，滋生对情报部门工作的不满，这一切迫使情报部门在做出预测时倾向于保守和过度小心，并因此而无法对一些能够预测到的恐怖袭击发出及时的预警信号。最终，情报部门将陷入到一个“错误预警——民众和决策层不满——倾向保守——再次错误预警——民众和决策层更加不满”的恶性循环之中。

　　谍报越来越难搞

　　“9·11”事件之后，大力加强人力情报工作特别是谍报工作的呼声日渐高涨。谍报工作是以获取情报为目的，用秘密打入或发展手段在对象内部建立秘密组织和关系，借以搜集情报的侦察方法。谍报侦察是情报工作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当前的反恐行动中，谍报侦察手段面临的处境相当尴尬。

　　首先，情报人员很难打入恐怖组织内部，特别是进入高层。恐怖主义组织，不论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还是像秘鲁的“光辉道路”这样的恐怖组织，通常都只招募很年轻的新人，对候选者的家世、性格、经历考察非常严格，以防止老练的谍报人员打入组织内部。

　　此外，由于恐怖组织的网络状结构和严格的保密制度，在恐怖组织中只有少数高层人员和行动组织者才了解组织内的核心机密情况。而通常在恐怖组织中想要得到提拔，必须完成某些足以赢得组织信任的任务，这些任务多半是血腥的(包括暗杀和爆炸)或是对社会构成极大危险的，完成这样的任务是严重违背情报人员的行动准则的。因此，即便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谍报人员能够成功打入恐怖集团内部，他们也难以进入高层。

　　第二，对恐怖组织的人员进行收买也十分困难。恐怖集团的高层人员都是组织的骨干，他们有着优厚的待遇，而且对所从事的“事业”无比虔诚，对他们进行收买将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恐怖组织对人员的录用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在其底层人员中开展的收买工作同样面临许多障碍。至于新兴的宗教恐怖主义组织，狂热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们保持组织纯洁的最有力的武器，而残酷的报复使另外一些愿意出售情报的人在生命与金钱之间犹豫不决。

　　第三，对谍报的使用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谍报是情报部门花费大量资源，情报员出生入死得来的，获取十分不易；另一方面，谍报的可靠性由于缺乏有效的印证手段而难以得到保证。于是，关键性的谍报常常使情报分析人员被迫在承担错信假情报而判断失误的风险和因为犹豫不决而痛失大好时机的风险中选择一项。一位美国FBI官员在谈到反恐谍报工作时直言不讳地说：“这让我很头疼”。

　　以色列是目前在反恐行动中最重视人力情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开展谍报工作最富有成效的国家之一。历数以色列过去几十年中的反恐成果，也并不能让人满意，这一方面说明以色列的反恐战略仍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说明了谍报工作在反恐行动中所受到的局限和制约。

　　恐怖组织两极分化

　　目前，情报部门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对付新兴的宗教国际恐怖组织的经验。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逐渐滋生、蔓延，甚至猖獗一时。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同时，两极体制下被压制多年的宗教、民族和地区矛盾砰然爆发且愈演愈烈，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随之不断升温，各种形形色色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诞生”和“进化”。其中，尤以宗教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最为引人注目。

　　20世纪60年代末，在当时人们公认的11个恐怖集团中，没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带有宗教色彩的恐怖组织开始迅速崛起。 1995年，在公认的56个国际恐怖组织中，有26个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几乎占总数的一半。1996年，在当年伤亡最惨重的13起袭击事件中，有10起是由宗教恐怖集团实施的。

　　此外，近年来，恐怖分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向“专业化”和“业余化”两极方向发展的趋势。1993年2月，4个青年人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制造了一起惊人的爆炸案：一个粗糙的、用价值不到400美元的化肥和柴油制作的炸弹炸死了6个人，炸伤1000余人，炸出了一个深达6层楼的弹坑，造成经济损失5.5亿美元以上。从事此次行动的4名恐怖分子就表现出强烈的“业余化”特征：他们一直过着正常的生活，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恐怖袭击训练；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只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纠集在一起。

　　“业余”恐怖分子的出现加大了反恐情报工作的难度。首先，“业余”恐怖分子没有一个集中管理的权威机构，在行动方式和目标选择上所受的限制更少。其次，“业余”恐怖分子的“滋生土壤”、作案意图、袭击能力和行动方式千差万别，无法一一弄清。此外，由于是偶一为之，与“专业”恐怖分子相比，“业余”恐怖分子们制造惨案的欲望更加强烈。

　　在许多“非专业人士”积极“投身”恐怖活动的同时，职业恐怖分子也日臻成熟，更加“专业化”。新一代恐怖分子充分吸取了其前辈的经验和教训，变得更加老练，更善于制造伤亡和破坏并躲避监视和追捕，其进行恐怖活动的“职业技能”更加完善，手段、技术不断创新，他们的专业化程度甚至得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政府安全官员的称赞。

　　面对着这些陌生的新对手，情报部门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正在努力，但我们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