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沈扬

　　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必然会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量的积累和局部质变的转型过程。当前及今后一个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段内，我军建设无疑将处于这样一个重要转型期。能否顺利实现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取决于我们对转型的目标、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否有深入的思考、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设计。

　　首要的是理清思路

　　我军向信息化的转型，是在机械化尚未完成、信息技术水平又比较低的基础上启动的。这就警示我们，既不能脱离实际空谈转型，也不能一味地讲困难而降低转型要求。这里，关键是理清转型的思路。

　　站在高起点上谋划转型。转型的实质，是加速军队信息化。信息化是高目标，高目标需要高起点。站在高起点上，不仅仅可以获得高速度，而且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应该说，我军机械化建设滞后的原因是历史造成的，而人类社会刚刚起步的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则又是历史为我军提供的一次与世界其他国家军队“齐步走”的难得机遇。我们不否认差距，但也应看到，我军与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更多的是“技术差”，而不是“时代差”。如果我军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能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和发展前沿，充分运用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方法和技术，追求信息化建设的高质量和高效益，那么，即使在经费紧张、技术实力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控制规模、突出重点、分批建设完成向信息化的转型。此时，最忌讳的是搞“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在低层次上徘徊，那样会把我们有限的资源浪费掉，甚至把转型的机遇错失掉。

　　转型是对机械化的扬弃而非放弃。通俗一点说，信息化是机械化高度发达之后的事。脱离了机械化，信息化就没了根基。目前我军武器装备多数是第一代，第二、三代主战装备比重较小。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淘汰了第一代主战装备，美军第三代主战装备在海空军已达90%左右，陆军也达52%，而且正在向第四代过渡。显然，我军必须提高建设起点，大胆跨越机械化建设的某些阶段。这里讲的跨越，包括以信息技术大幅度提升现有机械化装备的物理性能和作战稳定性，因为许多机械化平台在加以改造之后，都可以适用于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此类平台的建设若形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整体作战能力。

　　促成机械化与信息化的“耦合”。“耦合”者，结合紧密、融为一体之意也。应当按照信息化作战的要求选择机械化的立项与改造项目，没有选择地发展机械化，很可能在巩固了机械化的同时，又为信息化制造出新的障碍。美军宣布取消已耗费69亿美元、21年时间的“科曼奇”侦察直升机研制计划，主要原因是它即使成功，也已不适用于预想中的战争需求。在采用信息技术以“渗透”、“贴花”、“嵌入”的方式改造机械化装备时，要特别注意把提高现有作战平台的综合效能，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尤其是按照一体化要求，加强机械化装备标准化、系统化建设，以便有利于构成武器系统的多元化、组合化，形成作战体系功能上的整合。

　　科学设计转型目标

　　在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比较低、可用于转型的资源也有限的条件下，科学设计转型目标，是确保获得预期效益的关键之举。

　　目标设计的前瞻性。如果明天就打仗，当然需要立足现有条件，而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则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我军建设向信息化转型，应牢牢把握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大势，积极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及周边安全态势的变化，以较大的时间跨度，超前设计发展目标，引导军队建设转型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美军提出了“使用中的军队”、“建设中的军队”、“规划中的军队”三种建军形态，显然是在加强今天军队建设的同时，又已勾勒出2020年军队建设的蓝图。只有对时代制高点的准确把握，才能使前瞻性设计有的放矢，行之有据；只有将目光聚焦未来，才能减少失误，少走弯路，使有限的投入获得预期效果。当然，这种前瞻性不是脱离现实的军事斗争准备，而是把眼前的需求与未来的需求统一起来，实现良性互动。

　　目标设计的连贯性。美国军事家马汉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战略实践来说，应有“长期性的观念”与“短期性的迫切需要”。忽视当前需要，过分追求精确地描述未来，既不现实，也显得空洞无物。只有本着“远近兼顾”的原则，把不同阶段的目标“串”起来，才能妥善处理近期急需与长远发展、战术性调整与战略性推进的关系。在转型目标的时间序列上，前与后、昨与今、历史与现实，应紧密衔接，并注意随着形势变化，对不同阶段的目标进行局部调整。美军1996年6月颁布《2010年联合设想》的建军纲领性文件后，仅隔了3年多，就又颁布了《2020年联合设想》，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转型在深入，人们对未来的认识在拓展，对未来的设计也在延伸。与时俱进地联接与调整转型的目标，才能在动态中保持目标设计的前瞻性。

　　目标设计的层次性。军队建设转型的目标设计，是一种战略规划，首先应把宏观的、全局性的、长期的战略问题解决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搞好顶层设计。没有一个好的顶层设计，中间层和基础层就难免“政出多头”，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最终出现美军在转型初期所出现过的“烟囱林立”的散乱局面。美军在海湾战争前，围绕着转型，海军提出“由海到陆”，空军提出“全球参与”，陆军提出“全谱优势”，各军种都在暗示本军种无所不备、无所不能，而这些分目标与美军转型的总目标是游离的，迟缓了其转型速度。顶层设计有强大的约束力和牵引力，其他层次的目标设计具有从属性，是顶层设计的具体化，从不同的层面支撑顶层设计，这就决定了分层设计不是顶层设计的重复，而是顶层设计的延伸和细化。

　　完善利于转型的机制

　　斯大林指出：“常有这样的情形，资源很多，但是使用得极不得当，使优势等于零。很明显，除了资源以外，还必须有关于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正确运用这些资源的本领。”解决这一矛盾，便有赖于发挥机制的功能了。可以说，科学合理的机制，是顺利完成转型的关键所在。

　　领导机制要有权威性。任何一次牵动全局的战略转型，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当年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彼得大帝推行面向海洋战略，显示了高度权威的组织领导才能。面向信息化的转型，是军队建设历史列车的大转轨，涉及到军事领域的诸多方面、军队结构的各个层次和技术能力的不同要求，协调这种复杂关系，依赖于高效率的组织领导机制。美军转型之初，对改革领导机制尤为关注。1994年，美军成立了“军事革命研究高级指导委员会”，作为领导转型的组织机构，各军种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如陆军数字化办公室和地面信息战中心、海军新作战概念委员会和舰队信息战中心、空军信息战中心……2001年，美国防部还专门成立了由30多人组成的“军队转型办公室”，统一协调军队转型相关事宜。可见，发挥组织领导机制的权威性，是加速转型步伐、提高转型效益的重中之重。

　　运行机制要有可操作性。转型机制只有顺畅、协调运行，才能凝聚各方面的注意力，确保人力、物力、财力向有益于转型的方向流动。这就要求规划的制订、体制的调整、项目的展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理顺指挥关系、保障关系，把改革目标与标准细化、量化。切忌把转型当口号喊，采取大呼隆的作法，满足于表面的轰轰烈烈。再好的转型规划，如果失之空泛而无法运行，都无异于空中楼阁。

　　反馈机制要有灵敏性。军队转型是一种系统行为，各要素、各环节相互制约，哪一个要素、环节出问题，都将弱化整体转型效果。为了防止问题发现不及时或处理不及时而造成的失误，需要通过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监控，各层次之间的横向监控，以及各岗位上的自我监控，保证转型的各项工作按照预定的规范展开。所以，灵敏的反馈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应当在不同层次上，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决策执行与评估机制，形成闭合的反馈调节系统。通过及时反馈各种信息，提前化解风险，及时纠偏。

　　实现结构性重组

　　大凡重大而深刻的军事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军队组织模式的重构。对军队结构进行改革与调整，是军队转型无法回避的话题。信息化战争是体系的对抗，体系对抗能力不仅取决于要素的强弱，更取决于要素组合状态的优劣。恩格斯指出：“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我军转型是在机械化色彩依然浓重的背景下进行的，军事力量组合方式的改变，必须充分满足机械化、信息化双重要求。

　　战术力量的模块式编组。战术层面的力量组合，将按照信息化作战要求，编组合成、精干、灵活、快速的“模块化部队”作为基本战术单元，包括火力单元和信息单元。每个单元都是未来战场可使用力量的一个“预制件”，其编组应当按照功能互补、强强融合的原则，将这些“预制件”拼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也许，这将成为未来作战力量部署的一个新动向，美、英陆军师都在尝试这种做法，并开始组建由陆军各兵种组成的一体化地面部队。

　　战役力量的集群式编组。在战役层面，将打破军兵种界限，根据联合作战的需要，组建功能全，融多军兵种作战平台于一体，集侦察预警、跟踪识别、信息处理、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战场机动、毁伤评估等功能于一身的“打击集群”。为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美军已经组建了多个海空军“联合特遣部队”，俄军拟建立集各军种作战能力于一身的“多用途机动部队”，以及由各军种非核战略力量组成的“非核战略威慑部队”。

　　战略力量的功能式编组。在战略层面，将在不同的方向按不同任务编组战役集群，明确遂行同一任务的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关系，确保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权的高度集中统一。平时，各种作战集群按照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战时，则按联合作战任务进行力量编组，科学配置地面、空中、海上、太空作战力量，使各种作战集群形成一个完整的战争体系，兼有软打击与硬杀伤、攻击与防护能力，使战争能力与战争潜力有机结合，实现国家战争能力的集成。

　　把新技术作为主要支撑

　　转型的标志，是军队作战能力的质变，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是决定性因素。武器装备欲完成向信息化的转型，必须以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主体，从机械化条件下的规模生产向信息化条件的概念研究、小批量生产、储存生产能力等方向转变。

　　虚拟实践技术。综合计算机的图形技术、仿真技术、传感技术等最新成果，生成人工合成的战场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对未来作战进行仿真，检验作战方案与武器系统设计方案的战场适应能力，克服设计方案反复多变、难以定型的困难，提高科学决策能力。

　　先期概念技术。在武器装备采购之前，以一项或多项成熟技术或即将成熟的先期技术为基础，从系统甚至“系统之系统”的角度加以综合集成，并在作战实验室、仿真实验室中对新的作战能力进行演示，以确定其应用的有效性。该技术强调使用部队要自始至终参与，从提出需求、选项立项、演示验证到分析评估和验收鉴定，使用部队都起主导作用，既可满足使用部队的应急需要，又可为开拓新的作战能力创造条件。

　　柔性生产技术。集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和制作加工技术于一体，把以往相互独立的设计、制造、管理过程，在计算机和数据库的支持下，联成一个覆盖全过程有机系统。所谓“柔性”是指，设备的零部件可根据需要随时变换，生产批量可根据需求的变化快速调整，产品的性能参数可针对用户特殊要求及时作出反应。采用柔性生产技术，平时能满足品种多变而批量很小的生产需求，战时能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另外，柔性生产技术具有在无需大量追加投资的条件下，提供连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也不需要专门的设施，就可生产出有特殊用途的产品。柔性生产技术的开发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深层次上的结合找到了共同点，解决了建立军民一体化工业体系的难题。

　　横向一体化技术。这既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是“系统集成”的集中体现。它是在不断开发新武器系统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的军用与民用技术，用共同的软件、标准、规程及通用技术，从横向上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信息化改造，使其具备通用性、联动性、自主协调性，从而提高了武器打击系统和支援保障系统的整体效能。技术运用的横向一体化，可把战场上的所有作战系统从横向上联接成为整体，使信息在各个作战单元之间顺畅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