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提示：在台湾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关系中，有一页不为人知的“军援外交”史。据台湾媒体报道，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个经济尚未起飞、台海战云密布、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台湾的军情人员已“纵横四海”，大搞“军援外交”。虽时隔数十年，但其中的一些内幕依然令人震惊。在台湾“军援外交”中，比较重要的计划是：准备登陆印度尼西亚的“南海作战计划”；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拟雇台湾飞行员当佣兵的“天祥计划”；援赠冲锋枪给马来西亚的“明驼计划”；军援柬埔寨山炮和胎死腹中的“军援埃塞俄比亚”案等。

　　40多年前，印度尼西亚差点左右了台湾和国民党政府的命运。把印尼与台湾串连在一起的，是台湾在印尼内战期间，配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军援印尼革命军进行的“代理人战争”。当时国民党军事当局还以“南海作战”为代号，计划以4个海军陆战队加强营登陆印尼援助革命军，不过因未能得到美国支持和“八二三”炮战爆发，而未付诸实现，否则将是国民党溃败台湾后最大规模的海外用兵行动。

　　1957年3月，印尼因总统苏加诺采取“亲俄容共”政策，与反共的亲西方回教领袖决裂，部分外岛驻军将领和地方士绅纷纷拥兵割据，宣布不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1958年2月，苏门答腊驻军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并立刻获得部分北部驻军响应，不过因各外岛驻军缺乏准备与联系，经政府军攻击，即告败退。至5月时，革命军虽成立“革命政权”，但是印尼政府军却攻占其外围据点，对革命军形成海空包围的态势，使得革命军情势更不乐观。因此，蒋介石在1958年5月24日军事会谈中，指示“参谋本部”研拟计划，援助印尼革命军。并提示计划原则为动用海空军，并以海军陆战队登陆印尼，最后目标为位于爪哇岛的印尼首都雅加达。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请台湾协助支援空中运补活动，后来台“国防部”情报局也参加运补计划，利用原本空投“支援”大陆西南“地下游击队”和滇缅边区孤军的空军3831特种部队、民航空运公司(CAT)和复兴航空公司的运输机，以菲律宾最南部的岛屿作为中继站，空运包括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山炮和弹药等共7个营的步兵武器给印尼革命军，并准备再运交3个营的装备及2艘日式炮艇、1架B—26轰炸机、2架PB4Y解放者海上巡逻机、数架T—6螺旋桨教练机和1具日式雷达，同时也将选派雷达通信人员以志愿人员或退役军人身份前往参战。

　　针对蒋介石的指示，台湾“参谋本部”立即指派各有关人员组成“南海研究小组”，研究如何以军用物资和军事行动支援印尼革命军，使其能继续作战。军事物资援助方面，由于当时美台双方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而且台湾军队大多使用美援武器，未获美方同意不能他用，加上考虑到不能影响台湾战力，因此，援助印尼革命军的枪炮有一大部分是过去接收日军的旧武器。

　　当时“参谋本部”研究的登陆目标有两处，一为苏拉威西岛，另一为爪哇或苏门答腊。不过登陆爪哇或苏门答腊，约需一个师到一个军的兵力，如果没有美方支援，台湾海空军均无能力掩护登陆部队，加上印尼革命军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已无较大部队，登陆部队缺乏内应难有进展，且台湾距爪哇达2130余海里，后勤支援极度困难。因此“参谋本部”建议，登陆苏拉威西岛较为可行，也针对登陆苏拉威西岛进行情报判断和作战研究。

　　当时“参谋本部”研判，如果台湾派遣志愿军支援印尼革命军，印尼政府军可能以其在北苏拉威西附近的现有兵力阻止台军登陆，也可能抽调其他地区的陆军部队增援苏拉威西方面作战，同时印尼政府军的海空军也会在海上袭击台登陆船团。

　　在登陆初期，印尼政府军可用于北苏拉威西和摩洛泰岛的兵力有陆军5营，海军舰艇1万吨，陆战队1营，空军每天可出动战斗机23架次，轰炸机10架次，并可一次使用伞兵200人，不过印尼政府军可利用的有力增援部队都在670海里外。

　　不过，上述印尼政府军在北苏拉威西地区现有兵力暂不足以阻止台军登陆，而且其他地区的印尼政府军因距北苏拉威西甚远，且海军能力有限，将不能作即时有效的增援。但是“参谋本部”也强调，虽然印尼政府军海空兵力有限，台湾船团如无充分空军掩护，将受重大损失。

　　登陆作战所需部队，除了1个陆战队加强团(4个营)外，护航和运输登陆部队的海军船团也相当庞大，包含驱逐舰、登陆舰和其他补助舰艇共49艘。另外，还准备将12架AT—6螺旋桨攻击机装船运往印尼，担任陆上侦察和空中支援任务。

　　登陆任务完成后，即登陆北苏拉威西及攻占摩洛泰岛后，两栖特遣部队除以部分舰艇编组特遣支队，归南海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指挥，负责目标地区警戒掩护及运补等任务外，其余解除任务编组返航。两栖地面部队于两栖特遣部队解除同时，改为南海派遣部队，其指挥官负责该地区各部队之指挥及管制，并协调印尼革命军支援陆上作战。

　　在目标地区发展方面，南海派遣部队指挥官应协调印尼革命军尤其将桑吉、摩洛泰和万鸦老等地发展为三军基地，以供后续使用。情况可能时，应以部分海空军进驻摩洛泰及桑吉地区，另派遣必要勤务部队参加该地区的相关作业。

　　整个登陆作战研究洋洋洒洒，图文并茂写了数十页，但是“参谋本部”在结论中明白指出，因空军受限于航行半径和基地的限制，难以对两栖特遣部队进行空中支援，因此如果没有美国海空军掩护，在印尼政府军独占空优的情况下，船团将遭受危害，不易实施较大规模的两栖登陆。

　　当时台湾“参谋本部”甚至还对南沙群岛的太平岛是否能发展为海空临时基地，以支援印尼革命军进行研究，这也可能是台湾军方最早针对太平岛的军事用途所作的研究。

　　经台湾空军派人前往勘察，太平岛可修筑一条长1100米、宽70米的陆上跑道，而且施工容易，只要1个排的工兵及推土、搅拌、滚压等机具和水泥等材料，约2个月可完工。启用前，需进驻1个航管分队、勤务分队及油料等，至于营舍与水源则无缺。

　　当时支援印尼革命军的空军飞机以B—26和PB4Y为主，不过这两种飞机装载炸弹起飞，最少需要1370米的跑道，而太平岛仅能修筑长1100米的跑道，故不能载弹起飞，仅可供B—26、PB4Y和C—46、C—47运输机紧急着陆与中途加油之用。且建筑跑道预算、工程人员、材料等都尚待筹划，加上装运等时间，至少需5个月才能完工。至于发展为海军临时基地，由于南沙各岛四周水际都多珊瑚礁，欲开辟运补舰艇航道及建筑永久码头甚为困难，小型简易码头则没问题。

　　最后结论是，即使发展太平岛为空军临时陆上基地，仅可作为紧急着陆与中途加油，对支援印尼革命军作战实无太大裨益。而且，南沙距我海南岛三亚机场仅560海里，可能遭受我空军攻击。太平岛虽可作为海军临时基地，但用于支援印尼革命军效果并不大。因此建议，不予考虑。

　　经过一连串的情报判断和作战研究，“南海作战”计划最后还是“纸上谈兵”，存档备查。其实这不令人意外，因为“南海作战”计划有太多变数，如：陆战队为美援部队，动用必须经美方同意，需要美海空军护航、借用菲律宾和越南的海空军基地等，这些都要美国支持或出面协调。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可能性并不高。另外，从台湾高雄到北苏拉威西岛约1400海里，补给线太长，后勤支援相当困难。而且，对这种长距离大规模的两栖远征作战，不论海军或海军陆战队都是生手。

　　“送爱心到国外”已成为近几年来台湾“援助”其他国家的代名词。其实，远在台湾尚未经济起飞的上世纪60年代，台湾也曾从事类似的援外工作，只是送的不是爱心而是“枪炮”。

　　1965年，台湾军方通过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安排，援赠马来西亚1000支冲锋枪的“明驼计划”即是一例。另外，1971年时，美军顾问团也曾向台湾调拨20门七五山炮支援柬埔寨。

　　1965年初，马来西亚与印尼因边界纠纷发生军事冲突，急需外援。当时，台湾马来西亚举行双方会谈，会中马来西亚军方代表向台湾方面要求援助M1卡宾枪5万支和5年用的备份零配件及2500万发子弹，用以装备马来西亚地区部队和民防部队。会谈时，台湾原本决定赠予1万枝，不过“国防部”研究后改为，将先运交2000支到3000支。

　　当时，台湾”国防部”调查陆军库存共有27000多支M1卡宾枪、子弹4261万余发和34000多支30步枪、子弹5883万余发。不过，这些库存枪枝都是美援军品，变更用途要先征得美军顾问团同意，如果私下拨赠，即使将枪上美造标记灭除，还是很难长期隐瞒。而且，这些库存枪枝是要留作“反攻大陆计划”扩编部队之用，因此不便拨用。

　　虽然陆军还库存近4万枝的七九步枪和2194万余发子弹，不过考虑到过于老旧，马方也不会接受。最后，发现陆军还库存21000支90冲锋枪，扣除扩编部队所需还剩6000余支及572万余发子弹，而且90冲锋枪除了射程较卡宾枪近外，重量较轻还可连发，因此建议改赠马国1000支90冲锋枪和10万发子弹。

　　虽然当时台湾与马来西亚尚有“邦交”，不过为了保密，这批冲锋枪拨交前还是将所有台湾军队的标记予以灭迹。灭迹部分包括：枪身及弹匣上的兵工徽、扳机护圈上的标志、附件及包装的各种中文标志、包装木箱外的标志及中文、装箱单上的标志和中文。军方还将这批冲锋枪进行拆装检查和试射，每枝枪都彻底检修合格才运交马来西亚。这批军械在1965年12月22日抵达马来西亚，“明驼计划”顺利完成。

　　原本透过“明驼计划”可使台湾与马来西亚军事合作更进一步，因为台“国安局”驻吉隆坡代表汇报，马来西亚参与台马会谈代表的访台报告中建议颇积极，除了希望台湾能赠予枪支弹药外，还希望能协助训练飞行员、训练特种作战及心战人员、筹建兵工厂代制迫击炮弹和代为设计并筹建防空雷达设施。不过，后来马来西亚因受限经费，原本请求的协助事项，则改向军援国家请求提供。像设立雷达网，就委托英国专家设计，飞行员也改派至美、英、澳各国受训，特战人员则赴冲绳岛美军基地受训。

　　至于军援柬埔寨20门M116七五山炮，主要的“推手”是美军顾问团。1971年7月，美军顾问团长泰勒将军向台湾军方提出要求，希望台湾能调拨10门七五山炮军援柬埔寨，后又追加10门。台湾考虑扣除部队使用外，尚有239门库存，且多是美援军品，由于部队需求不大，因此同意军援。另一个重要考虑，则是希望美军顾问团能因此协助台湾争取M48战车。这种美制山炮口径不大，只有7·5厘米，但最大特色就是结构轻巧，可分解由人力和牲畜运送，机动力很强。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其影响力大为下降，对外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但是，“军援外交”作为秘密活动，却可以无所不至。据报道，台湾就曾制订多个计划，向中东和非洲国家提供秘密“军事援助”。

　　1962年11月4日，台湾“外交部”收到其驻约旦大使馆发送的“极急密”电文，内容大意为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国王希望台湾空军派员协助也门王室作战。这个军方代号为“天祥计划”的援也作战案，后来虽因美国派机进驻沙国而未实现，却为台湾对外军事援助开启了一个新舞台。

　　台湾军援中东国家长久以来一直带有浓厚神秘色彩，这段尘封的历史直到近几年才陆续被揭开。1979年到1990年间，台湾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每年派出现役空军飞行员和修护人员百余人，在与大陆有邦交的北也门，以沙特阿拉伯名义，军援北也门，协助北也门对抗南也门军事行动“大漠计划”即是一例。其实“大漠计划”并非沙特首次对台湾提出军事援助，早在1962年约旦和沙特就曾联合要求台湾派遣飞行暨维修人员赴沙，比“大漠计划”整整早了17年。

　　1962年9月，北也门巴德尔王朝因军事政变被推翻，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约旦和沙特王室为了防止同样事件发生，因此支持在也门北部建立流亡政府的也门王室复辟。当时，约沙两国向台湾提出的需求为，飞行军官10名、机械军官2名及必需地勤人员约30名，在沙特阿拉伯使用10架沙国的F—86佩刀式战机，负责担任紧急空运任务，为约沙两国援助也门王室军队，不直接参战，待遇由台方提出，一切从优，来回旅费由约沙两国负担，同时对外绝对保密。

　　对于约沙两国的请求，台湾空军总部表示，空地勤人员派遣并无困难。台“外交部”则认为，台湾与中东各国交涉，大都通过约旦国王支持。约旦国王对台湾极为友好，且为中东地区极具影响力者。另外，也门王室驻联合国代表在台湾代表权表决时，曾一反常态，支持台湾，表现友善。

　　台湾“国防部”在综合“外交部”和空军总部的意见后，分析援也作战的利弊：有利的方面，对促进台湾与中东各民主国家更进一步的合作，颇具价值，而且还可增加磨练台湾飞行员与地勤人员境外作战的经验，并可借此疏导空军现有高层空勤人员拥塞现象。至于弊端，主要是因为中东地区情况很复杂，以台湾战斗人员介入，如有暴露身份情事发生，恐予大陆攻击的口实。另外，中东地区距台湾较远，对“反攻大陆“的主要任务帮助不大。

　　台“国防部”最后考虑到中东情势复杂，未来演变难预料，所以支援一事，仍有考虑必要，因此对约旦国王的要求，由“外交部”婉拒。不过，“国防部”仍秘密派遣联二助理次长执行官空军少将杨绍廉、空军总部战术考核组长空军上校冷培澍和第二修补大队副大队长空军上校李文忠，以化名前往约旦，了解约沙两国空军装备及人员概况、中东地区各国空军活动概况、约沙也三国空军基地设施概况、约沙援也空军作战运用情况、约沙对台湾派遣人员任务要求、待遇和遇有作战伤亡、被俘、失踪等意外事件处置及其他安全保障等资料。

　　台湾空军人员到达约旦后，面见约旦国王时被告知，因美国派遣3个中队的F—100超级佩刀式战机进驻沙特，约旦也派6架猎鹰式战斗机援助沙特，使紧张局势趋于稳定。空军人员因此回报，约沙两国对借用台湾飞行员的需要已趋缓和，不过将来情况如有变化，仍可能请求协助。而且，约旦国王还要求台湾空军人员视察约旦空军，并表示将来必要时，再请台湾空军专家前往协助，或派飞行员来台见习。至此，“天祥计划”终告一段落。

　　虽然援也作战的“天祥计划”并未付诸实行，不过约旦要求台湾代训空军飞行员的要求并未间断。1966年时，约旦军事人员来台访问，再度提出代训飞行员的要求，这项要求最后在“天祥计划”结束12年后付诸实现。

　　1974年时，应约旦要求，台湾派遣两名空军上校到约旦担任1年的军事顾问兼空军高级战法教官，隔年又派出唐卉上校和周治华上校组成“F—5战机基本训练教官小组”到约旦，协助训练约旦空军F—5部队，同时也派出一组维修人员为约旦军机实施机翼校正。这些后续军事合作计划，显示出“天祥计划”深远的影响力。

　　在台湾秘密军事援外计划中，“军援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因为“利用军援争取建交”这个构想是美国主动提出的。1964年，美国建议台湾以轻武器暨军用器材，赠予埃塞俄比亚并协助改善兵工厂，以换取“建交”机会。不过，后来“外交部”考虑到该国政情未明，此项政治投资恐难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建议从缓，否则将成为台湾对外关系上罕见的“军援建交”案。

　　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即争取与埃塞俄比亚发展关系，1962年起派兽医队赴埃国协助发展畜牧业。1964年2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台湾派驻喀麦隆“大使”吴世英前往观察，并晋见埃国国王和政要，表达台湾与该国“建交”愿望。当时大陆也积极与该国接触，争取建交。

　　台“外交部”在呈行政院的极机密报告中指出，该国国势不振，期望各国军经援助，台欲拉拢该国，似不能空谈亲善，应就军事、经济、医务、兽医等方面提供具体援助，军援一项尤其重要。在军事援埃部分，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美驻埃大使曾建议吴世英，台湾以100万美元左右的军火如轻机枪等援助埃国，并应视埃国需要给予5万美元左右的基本军用器材(如：黄铜、炸药和信管等)或价值3万美元的军用卡车轮胎。另外，埃国原设有一小型兵工厂，如需恢复作业，需25万至50万美元，同时还缺乏军火品质管制员及检验员各1名，如果台方能提供这方面的专家，埃国当表欢迎。

　　对于美方的建议，“国防部”的研究结果为，台湾轻武器暨军用器材仅足以负担保卫台湾。不过派遣少数兵工生产技术人员对埃国做短期的兵工生产改善指导与协助尚无问题；若要代制武器可研究代办。最后，如果政策上决定予以埃国协助，“国防部”会尽力达成。

　　虽然”国防部”已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不过“外交部”最后考虑埃国政情不明，此项政治性投资恐难收到预期效果，因此暂不考虑对埃国军援。不过台湾仍持续与埃国接触，并于1965年5月以“中央社”名义于亚的斯亚贝巴设立办事处，直到1970年埃国与大陆建交台湾撤回兽医队，1972年埃政府在大陆压力下将台湾“中央社”前驻埃特派员驱逐出境。其后，台湾就未再与埃国作进一步接触，“军援埃塞俄比亚”计划至此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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