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

　　-中国的文化感召力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 。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中国人”的认同是自然形成的

　　-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

　　当我们探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时，我们必须正视中国“软实力”相对落后这一现实。在过去考虑“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时，我们很少包括“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衡量中国综合国力时，几乎所有的参数都来自于“硬实力”，如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有专家认为，按纯的“硬实力”指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仅次于美国，但如果把所谓的“软实力”也考虑进去，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差距就显得更大了。

　　“软实力”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按照奈的观点，“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

　　具体来说，“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很明显，“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很聪明，但印度综合“硬实力”不强一直使其国际影响受到限制。从“软实力”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和民主都应该是帮它“加分”的因素，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硬实力”，可以说印度没有多少实质上能影响国际政治的“软实力”。

　　“软硬失衡”会造成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对“硬实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它们的国际影响亦要被大打折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当时日本的“硬实力”(除军事之外)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但是，尽管当时日本在许多行业(像汽车、钢铁、半导体等)都领先于美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更具体地说，日本没有政治价值上的感召力。日本的通俗文化无法和美国竞争。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就显得毫无吸引力。在国际的政治社会中，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有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再加上对二战历史的“赖账”，日本没有国际道德权威来施展其影响。美日军事同盟又使日本丧失了极大的外交主动权，因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只能靠“经援外交”来支撑。这种仅靠金钱来维持的国际影响力是不能长久的。果然，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停滞不前时，它不得不削减“经援外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也因此而下降。

　　和“硬实力”一样，“软实力”也会因政策失误而受损害。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是一个典型。不言而喻，美国一直是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它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无比的影响力。但是，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他采用的外交政策过分强调了美国的“硬实力”。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单边主义和强硬路线。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对伊拉克开战的决策过程中，这种“硬思维”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看来，布什的政策不仅在近中期内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美国的“软实力”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长期负面影响。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如果我们用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上所犯的战略错误，不难体会到他的所有政策和举动，从越过联合国安理会，夸大萨达姆政权的威胁，到对反战国家的报复，都重创了美国自己的“软实力”。美国因此国际声望大跌，无法组织一个有效的国际同盟来稳定和重建伊拉克，只能独自挑大梁，自尝苦果。

　　中国有相当的“软实力”条件

　　上述这些对“软实力”因素的概念和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旨在引起我们对中国自身创造和积累“软实力”的重视。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综合国力中“软硬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当然，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及前苏联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可能相对强一点。首先，中国的文化感召力要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对内，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这和纯靠官僚机器控制的前苏联很不一样。在前苏联，“苏联人”是一个人工创造的概念；在中国，“中国人”的认同则是自然形成的。

　　另外，中国“软实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在目前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中，这一网络起了巨大的经济作用。但是，由于海外华人仍受各种歧视和缺乏同他们经济能力相对称的政治地位，这一网络的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

　　最后，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已经开始利用逐渐增长的“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获取“软实力”。这在推动东亚经济整合过程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是由于中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主动外交出击，和东南亚各国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大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和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起的积极作用亦是展现和积累“软实力”的一例。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尚待建设

　　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软实力”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但中国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显然，这一事实和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但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正尊重。其他国家只是根据他们是否可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得到好处来决定他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

　　第二，中国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是限制中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障碍。尽管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已大大改善了中国的行政体制，但中国缺乏体制内活力的病灶并未根除。这从信息不畅、决策缓慢、“扯皮”无休止这一系列症状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推卸责任和低效率，这一问题严重的国家不可能获得和发挥“软实力”。根据作者本人对美国的长期观察，美国最大的特征是其惊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力。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内官僚主义不严重，而是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国策，因此社会本身的活力弥补了政府官僚主义的缺陷。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提高软实力，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开放的政策。

　　最后，中国缺乏自己的创新体制。从科技到大众文化，中国仍主要是实行“拿来主义”。当然“拿来主义”对一个经济刚起飞的国家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拿来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仔细分析观察中国自身的总体创新能力和机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创新能力和机制的滞后又可归结到其他体制因素，如人才管理、资本市场、高等教育体制等。

　　总之，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高储蓄率、大量的外商投资、足够的技术转让，以及合理的经济政策都会提高中国的“硬实力”。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如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改革等。从日本和前苏联的教训来看，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硬”“软”不平衡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对中国来说，要正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则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作者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