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长城是为了防御；郑和下西洋是去宣示友好。中国人今天希望“和平崛起”，那么，世界的客观环境允许这么做么？能够既崛起又和平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乐观的。这里先看一看除了中美关系以外的世界总的现实。

　　首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地区性战争，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冷战”。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民深深懂得，只有和平才能生存，只有发展才能富裕。这种普遍的、强烈的愿望是建立当代世界新秩序的原动力，是任何力量难以轻易改变的。

　　第二，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从希特勒到东条英机，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当用和平手段得不到最大利益时，当权者就会用民族的、宗教的、领土上的种种“神圣”的理由，去煽动民众拿起武器来。

　　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两个变化尤为突出：其一，在获得利益方面，价廉物美的商品要比坦克更方便、更有威力；其二，原子弹、氢弹以及其他高科技的武器带来的破坏，大大违背了发动战争的初衷。如果打赢了战争，得到的是一片焦土，又有何益？

　　第三，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跨国公司的出现，淡化了国界的森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要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第四，“冷战”之后，世界各国为意识形态打仗的可能性大降。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争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中国坚定地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得到了他们宝贵的支持。对于同邻国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造成的边界争端等，中国也一贯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处理，并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国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睦邻政策深得人心。

　　综上所述，中国有“和平崛起”的真诚愿望，也正逢适合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

　　当今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大大领先的地位，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无疑是世界各国外交的头等大事，中国也不例外。

　　美国的总战略是确保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任何可能崛起的国家、国家集团或势力的挑战。苏联瓦解之后，美国右派起劲鼓噪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最危险的对手”。在美国的大选年，许多候选人都把攻击中国作为拉选票的手段。

　　但是，一般来说，到执政后，对华态度会变得理性一些。布什政府2002年10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这样表述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促进建立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亚太地区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一个强大、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中国的民主发展对于这种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寻求与一个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这些表述透露了两点信息：第一，美国目前并没有(至少没有公开)把中国放在敌人的位置上；第二，美国希望中国的改革能符合他的心愿，也就是逐渐全盘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

　　这也许就是中美两国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分歧、隔阂和误解的根源所在。现在中美两国在反恐、朝鲜半岛和平、阿富汗等问题上互相合作，又在发展经贸和环保等问题上共同努力。

　　说了那么多“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也应该把目光收回来看看自己了。我们自己对“和平崛起”已经作好思想准备了吗？

　　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当外国人一反几十年、上百年的常态，对中国从轻蔑转为赞扬和敬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把崛起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事？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悬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难题如山，关口很多，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第二，再过一段时间，中国比现在更强大了，会不会滋生傲慢和霸气？日本评论家船桥洋一问道：“目前中国注重国内经济建设，对于向外部显示实力非常谨慎。不过，这是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采取的路线，如果实现了小康，是否还会‘韬光养晦’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和平崛起”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时的策略，而是长期战略。它反映中国对世界总的看法。中国要做一个负责的大国，与全世界人民共同承担起建设、保护地球村的任务。

　　第三，现在是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的时候了。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现在一些外国人担心中国人会紧抱“150年的屈辱”崛起。一旦这种“受害意识”过分膨胀，变成一种复仇心理，那么，在处理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时，就会失去理智，容易冲动。如果这种冲动受到错误的引导和激化，就会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我们在尊重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不要逞一时之能，泄一时之愤。要有大国心态，要有普世主义。

　　外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外交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体现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新思维。梅代罗斯在研究了中国外交的变化后说：“在核心国家利益方面，中国会竭尽全力‘有所作为’，并最终施加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目前具有足够的技巧和信心做到这一点，在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边缘’问题上，中国会‘不当头’和‘韬光养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