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7日电美国布什政府“大中东计划”民主化改造的重点，显然是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是阿拉伯人对此毫不买账。一些人甚至表示，宁可被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统治，也不愿接受美国式的民主。难道阿拉伯世界真的不愿进行改革？中国《环球》杂志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先生。将于4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刊登了这一专访内容，题目是《政治现代化--阿拉伯世界的挑战》，现全文转发如下：

　　《环球》：“大中东计划”指出，中东地区在自由、知识和女权三方面的不足严重威胁着西方文明社会的利益，并认为“只要被剥夺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个人人数在增长，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和非法移民就会加剧”。您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殷罡：在世界范围内，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远不是最贫困的地区，造成这一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较为普遍的主要因素来自意识形态基础，上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发挥着根深蒂固的作用：一方面被剥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一方面又以错误的方式对待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

　　《环球》：阿拉伯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但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和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阿拉伯世界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原地踏步，驻足不前，您能否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殷罡：宽泛地说，现在阿拉伯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形成的，而阿拉伯世界的落后也是奥斯曼帝国固定下来的。在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前，中世纪的欧洲是愚昧落后、政教合一的，而宗教改革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化带动了文化科技的发展。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对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控制，这种具有超稳定、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控制持续了400年。在这400年中，中东地区和西方，或者说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拉开了巨大差距。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本土(即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英明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世俗国家，绝不政教合一。所以，在原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我们看到有着同样宗教信仰、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土耳其走在了阿拉伯国家的前面。

　　奥斯曼帝国瓦解前夕，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也曾思索如何改变阿拉伯地区的落后状况。尽管有人主张学习西方，但更强大的声音是阿富汗尼主张的伊斯兰复兴。结果，哈桑·班纳用回归的伊斯兰精神对抗先进的西方科技文化，选择了与土耳其相反的道路——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思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当一个地区的民众思想被禁锢的时候，这个地区绝对发展不起来。

　　《环球》：当代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能否出现马丁·路德式的人物，以宗教改革推动思想解放，推动政治现代化？

　　殷罡：当代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已处于一种分散状态，教派分散，世俗控制力量也分散，已经不可能涌现出像马丁·路德那样有着强大感召力的宗教改革家，但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涌现出地区性的改革呼吁者。比如埃及艾资哈尔清真寺的教长，他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认为搞恐怖主义和针对西方文明的“圣战”是假穆斯林所为。

　　再有像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我认为，穆沙拉夫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他不仅掌控着一个危机四伏、错综复杂的国家，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穆沙拉夫最近在参加一次穆斯林国家部长级会议时指出，“现在已是穆斯林国家该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了”，“只有集中精力从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圣战”。

　　在当代伊斯兰世界，这些理智的声音与那些非理智观念的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这种斗争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环球》：阿盟秘书长穆萨日前在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上公开表示，除非美国致力于解决中东地区冲突、恢复伊拉克稳定，否则阿拉伯国家不会支持“大中东计划”。穆萨的表态是接受计划的条件还是拒绝计划的借口？难道以巴问题和伊拉克问题真的是阿拉伯世界推行政治现代化的障碍？

　　殷罡：以巴问题和伊拉克问题是不是阿拉伯世界推行政治现代化的障碍？我认为这是一种情绪上的障碍。为什么埃及、约旦能够理智地同以色列实现和平？重要的一点是，埃及、约旦的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必要性，而且埃及和约旦都是负责任的主权国家。所谓负责任的主权国家，是指他们对外签约认账，对内控制管理有效。

　　巴勒斯坦不能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一个原因是在巴勒斯坦内部，阿拉法特领导的民族权力机构对内不能实行有效管理，对外签署的有关安全协定又不作数。当然这其中有以色列方面的原因，但我相信只要巴方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巴勒斯坦建国是没有问题的，国际社会希望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也希望巴勒斯坦建国。所以，以巴问题不是阿拉伯世界推行政治现代化的障碍，相反却凸显了政治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性。

　　伊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塑造的一个民主改革的样板，塑造样板的倡导者或支持者不单单是美国，还有30多个和美国一同向伊拉克派军实施战后管理的国家，包括在价值取向上和美国趋同的欧洲国家。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不希望伊拉克政治重建成功。所以，伊拉克问题不是阿拉伯世界推行政治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动力。

　　《环球》：在被美国苦心经营为阿拉伯世界“民主样板”的伊拉克，战后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事件此起彼伏，民众存在反美情绪，这是否为中东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民主方案产生负面作用？

　　殷罡：伊拉克局势的混乱与以巴局势的混乱是同一个根源，就是极端宗教意识对正常的、世俗的政治进程的干扰。在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制造惨绝人寰的自杀爆炸，肇事者并不是伊拉克人，而是“基地”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制造惨绝人寰的自杀爆炸，肇事者不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正规武装，而是极端宗教组织或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尽管“基地”组织、哈马斯这样的极端宗教势力尚属少数，但他们确实玷污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指出，极端宗教意识和极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世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真正阻力，破除这些阻力需要阿拉伯世界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正确的、理智的引导。

　　《环球》：阿拉伯世界中近来流行着这样的声音：“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宁可被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统治，也不愿由布什这样一个欺世盗名的民主总统领导。”请问，这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桎梏了民主改革进程的推进？

　　殷罡：这就是一个民族情结问题，是美国和欧洲在中东推行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改革时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人民和政治团体确实应该向美国施加适当的压力，表达出自己的声音：不反对民主，但民主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要符合阿拉伯文化、宗教和社会传统，要能够被群众所接受。

　　“美国的民主草种在伊拉克能不能活？”美国的草能不能长在伊拉克，首先看它是什么草，是不是经过一些基因改造，经过一定筛选以适合伊拉克土壤的草。美国也好，欧洲也罢，绝不会愚蠢到把西方民主照搬到伊拉克。西方民主，说穿了是基督教民主，看不到宗教势力对民主的影响。从伊拉克前不久公布的临时宪法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已经被确立为宪法法律的源泉，同时也很明智地指出：这不是惟一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这棵民主草已经植入了伊拉克的基因，植入了使之能够适合在这一地区成长的伊斯兰基因和阿拉伯基因。

　　目前，一些阿拉伯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中东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必须要搞，但谁都不愿在政治现代化中危及到自己的利益。而宗教势力也不愿放弃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肯定会有抵触。但可以相信，阿拉伯人会逐渐认识到，哪些才是他们应该选择的。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突破宗教的枷锁束缚，根据个人的政治经济需求来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立法机构或代表。

　　《环球》：您是否认为这一民主化改革方案会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引发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否可以说未来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动力来自阿拉伯世界内部？

　　殷罡：“大中东计划”的实质就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实施改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普遍意识到民族与宗教需要前进，意识到绝不能发动抵抗甚至摧毁西方文明的“圣战”，既然如此，就应把这种改造理解为一种自身的改革。

　　“大中东计划”能否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启蒙？应该说，适当的推动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推动“过狠”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大中东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造方的策略。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有他们的选择，在这样的外部压力下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适应；另一方面，改造方是选择强制性的、大跃进式的改革，还是选择照顾到地域特点的、渐进式的改革，这不是布什总统一任可以完成的，可能需要几任总统任期甚至更长时间。需要指出的是，外力是一种推动，是一种压迫，有时候这种外力的压迫是必要的，但这种压迫并不能取代内部的动力。(完)(《环球》杂志网址为WWW.GLOBE.XINHU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