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太婆语出惊人——日寇如刀俎，百姓如鱼肉——孙二水留不住程长官，一溃千里的中国军队

　　车到路口，果然看见铜寿在雨中等着，旁边还有几个人，看见我们，便欢呼起来。 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远远的就伸出手来，说：你们早应该来呀！铜寿好象活跃了许多，脸色泛红，一一介绍，那高个子叫广元，上角村的民办教师，是个业余作家，其余两个人是镇文化馆的，都是太行山区的人。他们热情而开朗，很以太行山的抗日历史自豪。我也很高兴，我终于不再被人看作一匹斜冲出来的黑马了。

　　我们是在路旁的小饭铺开始这场令人兴味盈然的谈话的，从记者的角度说，这是浪漫和现实、悲伤和神奇交织的前所未有的采访记录。广元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太行山人抗日的书《热血集》，准备自费出版，“我养了一群羊，把羊子卖了，就够了两千元出版费了。”

　　然后他开始历数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日本人的大扫荡啦，神枪手刘玉堂啦，还有铜家峡。但是在他的讲述中，铜家峡不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是和一个叫黑村长的人有关系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

　　“日本人把全村人和黑村长押到河滩上说：把八路的公粮交出来！不交出来统统死了！黑村长掏出小烟袋锅儿，不紧不慢的说：死不死的不要紧，先给我把烟袋点上！鬼子队长愣了一下，哼了一声，翻译官赶紧颠颠的过来了，黑村长瞪了一眼二鬼子，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鬼子官想骗出公粮呀，没办法，只好自己来点火了，黑村长抽了两口说：捺紧点！拿着鬼子的手指头就当烟签子使——真是他老人家啊！”

　　广元陶醉在自己的情绪中，镇文化馆的两个人想补充什么，广元不容置辨的说，“黑村长死了，谁看见了？前些年老人们不是都传见过他？这事我从小就听说过。”那两个人不说话了，看他们的样子，我猜想这样的争论经常发生。

　　铜寿一直在吸烟，他的眼神有些恍惚。我问他：“黑村长是谁？”铜寿说：“郝玉生。”他静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郝玉生死的时候不是全尸，老乡们一直传他活着。”

　　杨太婆的家就在镇上。一个很普通的小院子，种满了丝瓜和葫芦，绿藤缠绕，果实累累，显得很有生气。我坐在门槛上，听老人叙述60年前的往事。她说到铜家峡的时候，眼光就会深深的从那青翠的小院子望过去。

　　杨太婆因为耳聋，声音便出奇的响亮。“黑村长呃，”她说，“论起来，还是我没出服的堂叔。

　　好个火爆性子人呢！那一年，他硬是不叫八路军吃饭，把人家的锅给挑了！”

　　众人意外。坐在门槛上的广元断然道：“你老人家糊涂哩！

　　“我咋糊涂，真事儿么！”杨太婆反驳说，众人的讶异使老人有些自得起来，我忽然觉得当年的杨太婆，一定是个俊俏伶俐的小媳妇儿。“俺叔听说李营长他们吃完了大萝卜，还要吃焖山药，脸就黑沉沉了，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众人拉也拉不住，俺叔抄起一根顶门棍儿，直嗵嗵跑了出去。”

　　“李营长他们没进庄户院，野地里架上一口锅，带皮焖些山药，俺叔，他老人家，吆吆喝喝跑上去，一棍把小锅挑了多远！”

　　广元脖子上的红筋绽出，纳闷而诧异的听着。

　　“后来那年，李营长和日本人在山上打上了，满山枪炮响……呀，兔唇那娃，掂着俺叔的土铳就上山了……”

　　杨太婆的目光向青翠的小院子望去，她太老了，我看不清是悲是喜。

　　李营长、兔唇和黑村长穿过60年的迷雾，终于出现在我的记录中了。关于李营长，我们所知甚少，比较确切的是，他当时是八路军129师769团的营长。广元因为黑村长挑翻了李营长的山药锅而懊恼，我说我完全理解黑村长的心情。

　　我是和广元在清远寺那间冷雨敲窗的客房里谈论这番话的，那天我们就宿在镇外的清远寺里。山雨蒙蒙，我们从窗外只能看到清远寺拾阶而上的朱红回廊，油漆剥落，非常触目。当年这条回廊里挤满了避难的百姓，他们无处可逃，便躲入了寺庙，庙外枪炮之声不绝，庙内妇孺的哭声震天。清远寺的主持是一个年轻的僧人，他出来安抚众人：这是佛门净地，日本人不敢来的。接着他拔步曳衣，喝令手下：快快关上山门！

　　这一切在广元的叙述下栩栩如生。我好象看见那个穿着灰色僧衣的年轻人目光坚定，他相信佛门能隔绝屠杀。铜寿一直在看那部黑白小电视放的怀旧电影《茶馆》，这时候他突然闷闷不乐的说，我每次听王利发的那句台词，就会掉眼泪。我们中断了谈话，回头看他，铜寿说：中国的老百姓呐，盼哪盼哪，就盼着一个能做主心骨儿的政府，盼着这个政府说，咱们苦也不怕，难也不怕，要死死在一起！

　　房间里突然静默了。我想到刚才的话题，问：“后来怎么样了？”

　　傍晚的时候，山门被撞开了，冲进来一队鬼子兵。年轻的主持跑过去，挥舞着双手，想说什么，为首的鬼子，只一刀，把他从肩膀劈成了两半。

　　天真的和尚。

　　杨太婆说那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老百姓觉得自己象没娘的孩子。我一直觉得杨太婆的这句话深奥无穷，因为它可以诠释一部中国的现代史。

　　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谣：大官儿包金裹银，小官儿拔锅卷席，小百姓哭栖惶看天望地。大小官员跑了个罄尽，跟着潮水般的难民后面，就是如入无人之境野兽般的日本兵。太行属晋中，县城不大，也有几十户店铺，不少士绅人家，觉得无处可逃，当地一位名绅温显忠老先生，慌不择路，带着病妻到山中避难，却撞上了一队日本兵，日本兵先用刺刀一阵乱捅，杀死了温老先生，又强奸和残杀了那位老妇人。消息传来，县城里的，士绅们便象塌了天似慌做一团。日本兵奸杀劫掠的消息虽然比比皆是，但士绅们在慌乱中还有一些安慰，认为只是对小百姓和“暴民”的，中国人尚中庸之道，商会会长丘立本侃侃而言：谁来了不纳粮？我忠厚传世，诗礼之家，又怕谁来？

　　到了这时，丘会长也慌了神，独自捶胸大叹：咱中国的军队去哪里了？

　　恰逢其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某部奉命弃土南撤，路经县城。带队的姓程，保定军校毕业，原也有一番报国之志，只是看到大官小官跑得奇快，便想：识时务为俊杰之人。但一路撤下来，心中不免有些赧然，因此约束部下，并不十分薅恼百姓。程长官原想在县城略事休整便走，没想到城门大开，城中鞭炮齐鸣，缙绅百姓列队欢迎，程长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一个胖子就踉跄上前说：大军一到，救民水火，解民倒悬呀！

　　接着大摆宴席。原来丘会长早看出这队伍待不久长，心里有个计较。丘会长有两个女儿，都在太原读中学，如今避难在家，成了会长的心头病。会长见程长官30来岁，人物也还整齐，就想把程长官入赘在家，一来，留住队伍，二来女儿也有了着落，强如受了日本人的害。丘会长原也是有些怕兵的，更不知如何与兵们“沟通”，忽然想起会里有个帮闲孙二水，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就和孙二水面授机宜，让孙二水陪说，用现代话说，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翻译。

　　孙二水也是一头雾水。照他的理解，把普通的事情，说得粗俗俏皮，就是和兵们“沟通”。饭桌之上，程长官对着满桌佳肴并不动容，只是略动了动筷子，就放下了，见商会的人抬着猪，羊瓶酒进来，就说国难期间，何必如此？丘会长听了，心中越发敬重，心意已决，桌下踢了踢孙二水。孙二水便凑近程长官，一脸暧昧笑容，说程长官您不想找个女人吗？……呵呵！手还在空中打了个榧子。程长官笑了笑，说兄弟不是这样的人。

　　孙二水说不是一般的女人呵，是会长的令千金。丘会长的脸早象红布一样了，他怕孙二水说得更加不堪，狠了狠心，把一盒子银洋细软推到程长官的面前，说：“不知长官有无家室。虽然是小地方，弟兄们的饷粮，统统在鄙人身上……

　　程长官心中了然了。他已经有四、五个老婆，撤退之前，他想让女人们各自随娘家逃难，没想到话没落音，大老婆就揎臂扬拳的吼起来：自己兔子似的溜了，剩下老娘们谁管哩？女人们又抓又咬，把程长官按倒在地。程长官勘定内乱，着实费了工夫，现在如何敢再搅揽女人？再者，一头毛驴能驮三千现大洋，驮女人只能驮一个，这个账谁也算的过来。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程长官含糊应道，“留或不留，需要请示上峰。”

　　众缙绅见程长官没有封口，各自欢喜，便安排下去，叫各庄户筹集军饷。

　　村里庄民们直忙乱了一夜。第二天，铜家峡的人抬着肥猪粮草走到半路，只见社首、保长气吁吁的赶来，面如死灰，拍膝打腿的道：罢了罢了！原来，程长官的队伍半夜就溜了，丘会长带着人追到城外，哪见半个人影？社首等人去时，丘会长正在城门口跳脚大骂。社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说着说着，流下泪来，说：回去和大家说一说，有投奔的就寻个活路去，我不信天塌下来能把人，都砸死？

　　程长官走后十几天，铜家峡人在村口看到了另一支队伍。杨太婆还记得，那是下午时分，这支队伍人不多，大约一百多人，衣服破旧，乌眉黑嘴的，但是精神饱满，模样也和气。他们看见村里人站出来看，就高兴，起来，吆喝着：“乡亲们！我们是来抗日的！”

　　带队的是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黑眉毛，模样很秀气。他看见村民们伸着头呆看，脸就有点红，低声说：跟上！队伍走整齐！这几十人踢踢塌塌跑起来，队形一阵大乱，情绪却格外激昂，呼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工农是一家！

　　村里人没见过这形态，都张了嘴瞧。女人们就嗤嗤的笑起来。这一笑，便将几个月来铜家峡愁云惨雾吹掉了不少。据说，村东头那位算命瞎子已经把老婆遣走，原打算后半夜悬梁自尽的，也把绳子解下来了。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著名的马自芳爱民模范团，英名远播，可是当初并没有那样风光。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南逃，太原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参加了八路军。

　　可是这些工人出身的自卫队员，却从来没打过仗，连枪也没摸过。八路军129师派出了红军主力团的一位军事干部，姓李，给这支队伍做营长，算起来也不过半月的时间。

　　李营长和他那支热情高涨、缺乏训练、又雄心勃勃的队伍走入铜家峡人的视野时候，仿佛命中注定，要和铜家峡人产生一段生死与共的情缘。铜家峡的人们是如此期盼一支能抗击日本人的军队，根本没注意到，这支队伍的武器是多么简陋，衣衫是多么褴缕，不但不能和程长官的正规军相比，就连那些到处薅恼的国民党溃兵游勇都比他们阔气些。总而言之，铜家峡人被期望冲昏了头脑，一个有力的证明是：猎户郝玉生放下了正剥皮的野兔，走进了社首家的堂屋，蹲在地上抽起了烟袋锅儿：打日本的队伍呢，能不管些支应？

　　“有了支应，兵们便不跑么？”社首用红红的眼睛看着郝玉生，“我是想明白的人了，蚁民，蚁民，百姓的命，和虫蚁一样哪！”

　　家里的几个女人，正在进进出出的藏埋东西，连土炕上的席都揭了。社首家是这一带出名的俭省人，老婆和寡媳原本就穿得邋遢，如今除了80余岁的岳母，老少女人们都用香灰和锅黑将脸涂抹了，又一道道的流下黑色的汗来，样子十分可怕。

　　郝玉生便和社首、村中那些年高德韶的长者议定了，将还没有窖起的萝卜、山药送几担过去，一来这东西携带不方便，二来村中也赔送得起。

　　这一仗打得日怪。可能连李营长也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快和日本人交了火。那天上午，放羊的羊倌儿出去就看见了日本兵！羊倌扔下了羊，一口气奔，回了村里，刹时间，儿啼犬吠，村里人就乱成了一锅粥，那时侯还没有跑反的习惯，人们能想起来的就是关门闭户，有的把猪崽鸡娃都藏到了炕上。

　　李营长带着人就出了村。他们刚隐蔽在一道山梁后面，日本兵就过来了，大约一百多人的队伍，刺刀和膏药旗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那一刻李营长并没有开火的意思。他想观察一下日军的意图，而且，他的新编营也没有实战经验，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出击。

　　有个队员可能太紧张了，身下的土块咕噜噜的滚下山道，日本兵听见了，用日本话哇啦了几句，就向这边开了几枪。队员们一下跳起来，大喊着：打呀！打呀！七手八脚就开枪。李营长按下这一个，又跳起了另一个。日本兵的子弹已经象飞蝗般的射了过来。李营长一面组织他们向山后撤退，一面举枪还击。这一仗来的快去的也快，日本兵开了一阵枪后也没有追来，继续沿着大道向西而去了。

　　到了日西时分，这一仗已经绘声绘色传遍全村了。村民们这时并没有任何褒贬意思，只是客观的评述：好象土坷拉惊起一地麻雀，扑楞楞的四下里飞哩！

　　郝玉生一直没说话，沉着脸听人们的议论。不时的有小青年来报告李营长他们的动态：

　　“……进村了。”

　　“那些萝卜都吃了，带皮吃。”

　　“……现在点火呢，要煮山药。”

　　“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郝玉生怒气勃发了，一阵风似的冲出门，于是，那口刚冒热气的铁锅，跳了几跳就滚下山坡，在李营长他们心里撞出一声巨响。

　　铜家峡在惊悸过后又恢复了平静，炊烟开始悄悄的漾出。

　　李营长在村口看见了两个女人，社首的妻和童养媳出身的寡媳，她们抱着一只死鸡，蹒跚的走了过来。

　　“他叔，”老妇人木木的在李营长面前站住了，“鸡也遭罪哩……”

　　她的儿媳有些智障，眼泪在家兔般温顺的眼中滚动，“他叔……”

　　她们听到日本兵的消息后，魂飞魄散的逃回屋中，并且把那只下蛋的母鸡也抱到了炕上，鸡吱嘎乱叫，慌乱之下，两个女人用破棉被捂住了鸡，鸡扑腾了几下，不动了，待风波过后，鸡已经直挺挺的死在了炕上。

　　惊恐又六神无主的两个女人向门外走去，也许，她们只是想找人诉说诉说。村口荒凉的大道上，一动不动的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李营长。

　　她们的脸上涂满煤烟，花白的头发随风飘荡，在夕阳下怪异而丑陋。她们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热泪盈眶。

　　这一幕使李营长永志不忘。王俊说，它碰撞了一个男人最深沉最温柔的情怀，激起了一个军人最壮怀激烈的感觉。

　　“你越说我越不懂了！”我对王俊说。

　　(原载于2003年第3期《中国作家杂志》作者云杉)

　　追我魂魄——一名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