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喻江

　　西方曾有一位军事理论家在研究了大量战例后感叹：战争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逻辑行事，而不再受世间普通法则的限制和约束。东方早在数千年前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东西方在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约而同，反映了人类自古以来对战争控制的无奈以及无奈背后的渴望。不 过，这一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在逐渐地成为历史。

　　社会文明的进步，对战争控制提出了日益强烈的需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社会文明越是进步，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就越强烈，对战争控制的需求也会越强烈。力求避免战争，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

　　20世纪以来，人类在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可以瞬间将这些财富化为灰烬的战争手段，形成了战争目的与手段的悖论。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已不再是实现政治、经济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只有和平、合作与发展才能最终解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矛盾与争端。因而，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制止战争、祈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上演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热潮，成为制约和控制战争的一股强大力量。

　　经济利益既是战争的动因，同时又是战争的制约因素。环顾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利益交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加节制的战争行为在打击对方的同时，也可能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为以经济方式取替战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了可能。比如，高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使发达国家可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上的依赖，采取资本输出或技术输出的方式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或者通过经济制裁切断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使其经济严重受损甚至陷于崩溃。例如，1990年以来的10多年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就达到了迟滞其综合国力提升的目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以战争方式而是通过经济手段等来达成政治目的的现象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战争的爆发与升级。

　　20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时代大步迈进。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使战争行为在更大程度上置于民众的广泛监督之下，大大降低了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造成战争失控的可能性。同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生的战争将迅速被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认识和关注，特别是战场伤亡损失情况的及时传播，将引起参战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广泛瞩目，从而引发人们的反战情绪。因此，战争的发起者不得不对战争的规模和进程进行严格的限制。

　　世界新军事变革大潮的兴起，为控制战争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

　　战争控制的实现，既需要强烈的愿望，亦需要有效的手段。历史上，战争的发展之所以每每失控，以致出现了国家的战争———将军的战争———士兵的战争这样一个急剧递减的战争方程式，这与由上到下控制力量的锐减有直接关系。不过，20世纪末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的兴起，战争控制的手段已不再苍白无力。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现代战场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已大大提高。各种先进的侦察和通信设施不仅使战争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战场上的各级将领，把战略和战役行动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下，而且可以把关键的战术甚至单兵行动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防止因下属的擅自行动导致战争偏离既定的轨道。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网络把数字化作战单元链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不同作战单元能够共享战场信息资源，各级指挥员能够把指挥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至下属和相关作战部门，使得战争指导者对战争进程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例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因战争发起的一方拥有信息技术的优势，并对作战行动进行严密控制，使得战争没有不断升级扩大和向极端方向发展。此外，高技术化的战争手段使战争力量能够集中释放于对战争全局影响最大化的某个局部战场空间，而无需进行大范围的狂轰滥炸，这也使得控制战争的可能性不断增长。

　　信息时代的到来，给战争控制注入了新内容

　　战争控制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现代科技水平的迅猛提高，战争控制的理论和实践正被不断注入种种新的内涵。

　　在战争目的控制上。战争目的失控往往导致战争的升级和扩大，对战争目的控制是最具根本性的控制。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把最大限度地掠夺资源、割占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强迫不平等贸易等作为战争目的，呈现出政治问题军事化的特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转折，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攻城掠地式的战争目的，因在政治上往往陷于被动，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渐渐不被“青睐”。而将战争目的严格地置于政治目的的制约之下，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同认识和共同选择。

　　在战争力量的控制上。限制兵力是控制战争规模的有效方式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战争手段科技含量的提高，使战争力量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从单纯军事力量向综合战争力量转变，军事威慑、禁飞禁航、维和等战争力量的非实战使用地位凸显。此外，信息渗透于军事领域的各个环节，它与物质、能量有机结合后，不但使战场毁伤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而且在战争力量的使用上呈现出精确化和可控化的特征。

　　在战争手段的控制上。当代核、生、化等战争手段的暴烈性与残酷性已远非昔比，即使是常规武器，如部分高性能导弹、高爆子母弹、燃料空气弹以及正在酝酿中的一些新概念武器，亦足以产生与小型核武器相当的杀伤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国际法严格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战争中首先使用这类武器的一方将在道义和法理上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惩罚。因此，战争手段的选择与使用逐渐向着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为限度，尽可能减少对人员的杀伤和对物质财富的摧毁。此外，战争手段从机械化走向信息化，也为战争手段多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战争手段呈现出以军事为主，综合其它诸如技术、贸易、金融、外交、文化等多种方式的新特点。

　　在战争对象的控制上。新战争控制观认为，当战争不可避免时，冲突各方都不应以居民和民用设备为打击对象，而应以军事目标为打击对象。即便是军事目标，也应以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为主，着眼于剥夺对方的作战手段和抵抗能力，而对那些含有危险扩散性质的工程或装置，如堤坝和核发电站，即使是军事目标，一般也不应成为攻击对象，以避免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在战争进程的控制上。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力、快速投送力、超常毁伤力，以及指挥的自动化等，为迅速达成战争目的、加快战争节奏、缩短战争进程提供了有效手段。战争一旦开始，就将大量、集中地使用高新技术兵器，不间断地实施全方位全纵深的猛烈突击，力求一举打垮或瘫痪对方，使其丧失组织有效抵抗的机会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首战可能就是决战。因此，高技术战争手段为加快战争节奏、缩短战争进程提供了物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