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华

　　-布什政府的对外策略有明显的调整。现在说美国完全放弃“单边主义”还为时过早，但布什政府向“多边主义”回归的现象的确是明显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现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中国的 崛起是个稳定的因素、发展的因素、和平的因素

　　-与其说中国崛起会影响到世界的稳定，不如说冷战思维正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全球化给大国关系的和平转换创造了条件，它创造了大国在经济上融合和在安全上合作的条件

　　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外交事务》期刊在2003年11/12月一期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中国腾飞》的长文。这是近年来《外交事务》发表的第一篇全面分析中国发展成就的引人瞩目的文章，被视为美国主流学术界正面肯定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崛起使世界大国的关系正在寻求新的平衡。在这个变化中的新时代，国际论坛上响起了“大国悲剧”的预言。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自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际政治的性质并没有大的变化。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大国都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不由自主地参与安全竞争和追求霸权。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拥有超群的实力和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在未来保持这一超群的地位。”“大国悲剧”的信奉者们从中得出结论说，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结果将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将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

　　“布什主义”正在调整

　　中美关系的未来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其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的定位。布什上台伊始就抛弃了竞选时温和的孤立主义主张，推出了以“新保守主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概言之，“布什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为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惜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注重使用武力进行“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攻击”，并把美国的价值体系作为一个外交目标。

　　从战略目标上看，布什政府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调整过程。经过“9·11”事件，布什政府正确地看到了全球化给国际政治性质带来的深刻变化，迅速地调整了战略目标，致力于消除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利用非传统手段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威胁。

　　然而，布什政府在战略目标的实施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如果说“9·11”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全面推行“单边主义”的“预防性攻击”还需要有一个铺垫过程，那么“9·11”事件就把这个过程大大缩短了。但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前易后难的经历，使人们看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可以很快推翻一个政府，但要重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新国家，还需要包括当地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伊拉克泥潭”使人们想起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忠告：“布什政府新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看到了世界政治深刻变化带来的挑战。但是布什政府还没有找到最有效实施这个新战略的方法”。在他看来，布什政府在实施策略上的错误在于，过分迷信和依靠军事力量，而忽略了“软实力”的作用。

　　约瑟夫·奈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的“亲和力和说服力”。他认为20世纪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它在三场战争中的胜利(一战、二战和冷战)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软实力”资源，美国代表的价值体系也因此成了国际政治的主流价值观。连“大国悲剧”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教授也承认，阿拉伯人并不仇视美国的制度和文化，相反他们相当尊重美国的这一切。阿拉伯人仇视的是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布什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对阿拉伯人还是有亲和力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软实力”能有助于美国新安全战略的实施。

　　在过去的7个月里布什政府的对外策略有明显的调整，这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说美国完全放弃“单边主义”还为时过早，但布什政府向“多边主义”回归的现象的确是明显的。

　　中国扮演参与者而非挑战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上，中国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中国再次确定了继续通过参与全球化来优先发展其经济的战略。结果是中国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全球思维”的特点。它进一步影响到中国整体的对外关系态势，因为经济政策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安全战略的全球化。例如，能源供应的全球化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加入WTO表明了她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体系的决心，那么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将如何对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呢？

　　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在2004年伊始就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国赞成国际关系民主化”，认为“强求一致是行不通的，惟我独尊更不可取”。显然，中国希望一个更民主、多元和多色彩的世界。在那里一种价值观不是唯一的标准，西方政治制度也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形式，不要一个强权主宰国际事务。但在具体的外交策略上，中国是通过加入全球安全秩序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来追求其外交目标的。因为维护大国关系的稳定，扩大全球范围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继加入WTO后，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同东盟举行“10+3”对话，提出了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动议，改善了与周边邻国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恢复和发展了与欧盟的关系，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与美国有效地配合，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现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中国的崛起是个稳定的因素、发展的因素、和平的因素。

　　在中国的外交活动中，“软实力”是个丰富的资源。中国在近25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道路。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也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意味着“软实力”的增加。中国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也代表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心愿。这些都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和改善国际关系性质的重要资源，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力量。

　　21世纪前期：中美共同的机遇期

　　如果说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就是个基本的规律。传统上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被认为是导致国际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尽管相互经常争论，但大都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国际关系中主要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会导致不稳定、甚至引发战争。历史上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新兴强国用暴力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个推理可以说是冷战思维的理论来源。根据这种思维，崛起的中国将会危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势必与这个秩序的维护者美国发生冲突。所以只要有可能，就要对中国加以遏制。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与其说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世界的稳定，不如说冷战思维正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历史并不是简单重复自己。二战后，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的崛起不仅没有对欧洲的稳定造成威胁，倒是对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和稳定起到了中坚作用。当代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还有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全球化给大国关系的和平转换创造了条件。具体说，就是它创造了大国在经济上融合和在安全上合作的条件。因为这种融合与合作不仅不会限制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反而符合新兴大国的发展利益。新兴大国的发展不是靠扩大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而是靠世界市场。日本、中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是充分利用世界范围资源，包括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而参与现有的安全体系，维护大国关系的稳定，是充分利用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21世纪前20年视为国家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正遇到非常难得的机遇期，中国已经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美国方面，布什总统也曾表示，“自从17世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美国正逢最好的机会去建立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国间和平竞争而不是准备战争”。从短期看，尽管中美关系还会有摩擦，台湾问题还是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但美国外交政策向多边主义调整，有利于中美在贸易、人民币升值、朝鲜半岛核危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从长期看，中美两国政府强调的这两个历史机遇期的交集，将在相对长的一个时间里成为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基础。▲

　　(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