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军某航校离休干部任永荣家里做客，老人拿着两本鲜红的驾机起义证明书给我看，一本是任永荣自己的，我早就知道他是驾机起义的人员，没有细看就交给了他；一本是他妻子的，这令我特别惊奇！起初我还以为老人是在开玩笑，因为我在空军工作40多年了，还未曾听说过有驾机起义的女同志。可我打开他妻子的驾机起义证明书，上面却明明写着：

　　“王亚蒙同志系国民党统治区教师于1949年4月7日随梁惠福同志驾驶的B—25型飞机光荣起义，特此证明。1983年12月12日”

　　1925年11月25日，任永荣出生在江苏省宜兴一个农民的家里。当他只有12岁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父亲为了给家里保住一个根，让他随叔叔外逃，到了武汉、长沙等地谋生。在长沙，叔叔发现有上学的机会，就从一个名叫王永荣的朋友那里借了一个学历证，将“王”字旁边加一个单立人成为“任”字，从此将名字由任仁夫一直改为任永荣。在长沙报名，到贵州上学，以后又转到四川上学，并考上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2期学习班。先在印度学习，后到美国深造，1946年回来分配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中尉飞行员。任永荣看到日本鬼子虽然走了，但国民党发动内战，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极为不满。

　　1948年12月16日，俞渤等同志从南京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这已经是该飞行大队第二架飞机起义了，第一架是刘善本。

　　俞渤起义后的一天，任永荣从北平出差回来，中尉副驾驶张雨农正好同他碰在一起，当时双方谈的第一条新闻就是俞渤出走的事。任永荣直言不讳，拍着屁股后悔没能和他们一起走。由此，两人议论了现实，谈到了未来怎么样把第三架飞机飞走。任永荣还在大队内施放一种烟幕，说飞行员们正在上海加紧缩短恋爱过程，准备速成结婚，以麻痹上司。

　　任永荣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来，说他确切打听到2月3日是机务人员要试车的机械日，何不趁此良机登上飞机，迫使机务人员就范，然后滑出起飞。张雨农听后连声说：“好！”因为地勤人员身边是没有武器的。

　　由于B—24是大型轰炸机，需要一个机组才能飞行，为此张雨农便约好几个同伴在上海静安寺一家饭店聚会，共图起义大事。决定第二天动手，井仔细商量了夺机方法、飞行航线、降落地点。分工由张雨农任正驾驶、任永荣为副驾驶，中尉飞行员黄友寿负责空中领航、机务、射击，黄友寿还会使用飞机场上的小发电机，所以开车一事也就由他负责。

　　2月3日，早饭后，张雨农带着上膛的手枪，按照预约的时间进入上海江湾机场，来到停机坪。一会儿，伙伴都到齐了。在远处就听到B—24试车的轰鸣，张雨农站在高飞机百米远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环境。但停机坪上地勤人员很多，有几十个人不断往来于4架B—24飞机之间，这是张雨农等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此时动手，强迫机务人员离开座舱，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拿开轮挡，就必然被人发现，成功的把握很小。于是，张雨农停步不前，黄友寿、中尉射击员黄文刚、中尉飞行员王加梅也没有动。任永荣则先登上了一架试车的飞机，机械员停车后，他也只好下飞机。这时，张雨农一挥手示意撤出，就这样分散离开了机场，其中王加梅搭车回上海家中去了。

　　回宿舍途中，张雨农想今晨既然已经有动作，难免会有蛛丝马迹引人怀疑，越是耽搁越是危险。于是，立即找任永荣商量怎么办？任永荣同意张雨农的想法，决定趁中午吃饭时间，机场上人少之际再次行动。两人商定后即刻通知黄友寿、黄文刚，但王加梅当时已经来不及通知了。

　　中午开饭时刻，张雨农等再次按时来到机场。此时停机坪静悄悄的，只有一名背步枪的士兵在远处游荡。根据多年的习惯，当兵的怕当官的，陆军又不懂空军这一套，估计不便干涉他们的行动。即便过来，四人对付一兵一枪也是绰绰有余的。张雨农等迅速接近飞机。任永荣、黄友寿站在哨兵与张雨农之间，装作闲谈来挡住哨兵的视线。机警的任永荣则站得远一点，他双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抢夺哨兵的枪支。张雨农则抓紧时间用最大的力气开锁，他伸进一个手指用力一勾开关，炸弹舱门“哗”地一声打开了，登机的通道终于有了。张雨农等迅速地拿开轮挡，去掉空速管套，登上飞机。黄友寿熟练地起动小发电机。黄文刚闪在后舱掏出手枪，准备哨兵一来干涉就干掉他。张雨农和任永荣各就各位，开起了4台发动机。这一切不过三四分钟的时间。之所以如此顺利地闯过开车关，同上午机务人员已经试过车有关，因为发动机机内仍保持着一定的温度。

　　张雨农和任永荣从侧窗伸出手来把座舱玻璃蒙布向上推了推，发现傻乎乎的哨兵背着步枪就站在机翼不远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架莫明其妙的飞机。张雨农松开刹车，推动油门，迅速滑进跑道，然后加满油门，随着发动机的怒吼声，飞机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跑道上疾驰，直上蓝天。这时正好天空有一层低云，飞机上升到100多米就钻进了云层，径直向北平飞去。

　　在张雨农等开车时，机场塔台值班员就已经发现异常情况，赶紧打电话到饭堂找到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听了扔掉饭碗，坐着吉普车飞也似的奔向机场。但为时已晚，张雨农等驾驶的飞机已先他五、六分钟不辞而别了。

　　下午三、四点钟快到北平南苑上空时，地面刮起阵阵大风，目测能见度越来越差，飞机通过机场上空时才看清跑道，最后张雨农等驾驶的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这一天，正值北平举行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际。张雨农、任永荣四名同志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1949年1月，北京解放，国民党空军纷纷撤退去台湾。国民党空军一大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爱人和孩子被送到台湾台中市，在那里安了家。梁惠福仍留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做大队长的飞行副驾驶。那时认识了驻地附近的小学教员王亚蒙，她是四川万县人，父亲去世得早，跟母亲改嫁，年仅26岁，对当时社会和处境非常不满。以后，通过王亚蒙又认识了24岁的陆军少尉军官黄琪玲，其父亲是国民党第92军军长黄翔，当时已在北平率部起义，他因此受到监视。黄琪玲很想去找他的父亲，但关山阻挡，插翅难飞。这样，三人就经常在一起谈形势，探索今后的出路，很快便成为好友。王亚蒙、黄琪玲发现梁惠福有正义感，倾向进步，又是飞行员，便在一次谈话中大胆提出了驾机飞往解放区的想法。梁惠福没有贸然表态，却故意说：“驾机起义，出生入死，很危险啊！”但王亚蒙、黄琪玲的态度坚决。

　　梁惠福分析了当时空军内部的情况：不断撤退，人心惶惶，控制也不十分严格，搞一架飞机飞走是有可能的。如果坐失良机，等撤到了台湾再走，困难就更大了。特别是还有王亚蒙、黄琪玲可以作助手。

　　1949年2月，梁惠福在台湾家中度过春节，再次驾机回到了汉口，王亚蒙、黄琪玲见到他非常高兴，大家商量把驾机起义的着陆点确定在已经解放的北平，因为B—25型飞机的航程和油量足以到达那里。为此，梁惠福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徘徊在王家墩机场北端，选择了第9中队的914号飞机。这架飞机无论从外表情况、发动机、武器装备等方面看，都比较好。还利用业余时间训练王亚蒙、黄琪玲如何上飞机，教黄琪玲怎样关好机身下部的机舱门，并且告诉他们乘坐飞机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就是寻找和等待合适的时机。

　　4月6日晚上，为了麻痹敌人，掩护驾机起义的行动，黄琪玲特意在他家举行了一个舞会，把机场的一些飞行员及亲朋好友都请来了，一直到深夜才曲终人散。然后，梁惠福、黄琪玲、王亚蒙三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对第二天如何顺利进入机场，起飞前如被敌人发现如何对付等等，均作了充分的研究。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大家兴奋得彻夜难眠！

　　7日凌晨4时左右，江城还在沉睡中。梁惠福、黄琪玲、王亚蒙三人却起床了，事先约定的出租车也已在门口等候。梁惠福、黄琪玲全副武装，王亚蒙则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官携带家眷坐飞机逃跑的情况很多，哨兵已经司空见惯，不会阻挡。三人上车后，径直向王家墩机场驶去。天刚亮，梁惠福扫视了一下机场四周，只见西北角上第五大队人员正忙着检查飞机，这边B—25型飞机停机线上却静悄悄的，只站着一名持枪哨兵。梁惠福故意将大衣和黄琪玲的小提琴、王亚蒙的手提包交给了哨兵，说：“请关照一下，我带朋友看看飞机！”其目的是使哨兵相信他们马上会下来拿东西。哨兵信以为真，没说什么。梁惠福刚要转身走向飞机时，从北边草坪上走来一名空军中尉机械员。他愣了一下问：“你们干什么？”梁惠福回答：“带朋友看飞机，没有什么事。”因为相识，梁惠福拍了拍他的肩膀，中尉机械员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在914号飞机机舱前，梁惠福首先拉开飞机左右轮挡。随后，梁惠福从左机翼尖下边工具箱附近找到1根1尺多长的铁棍，走到机身下把锁撬开，三人迅速打开机舱上了飞机。黄琪玲手持手枪，按预先计划关上了机舱门。梁惠福全神贯注，熟练地打开各种开关，只见所有仪表指针都在微微摆动，指示灯闪闪发光，说明一切正常。梁惠福高兴极了，迅速而熟练地开车，左右发动机都转动起来了。为了争取时间，发动机启动后，梁惠福就松开手刹车，推动油门，飞机滑出了停机线。

　　还未进入跑道时，塔台突然呼叫起来：“‘914’，你的任务是什么？”“‘914’试飞！”梁惠福简单地作了回答。这时，飞机已滑进跑道，机头向着西南方向。梁惠福加足油门，发动机在怒吼，飞机滑行700多米了。

　　这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冉冉升起，飞机穿破武汉晨曦，披着朝霞，义无反顾地向北飞去。当梁惠福按照习惯要看航行图时，才发现走时留在地面的大衣口袋里了，没有办法只能凭记忆飞行了。梁惠福把罗盘对准355度，这是飞往北京的大概航向。半个多小时后，在3000米的高空看到了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山南的武胜关从机翼下掠过，说明航线是正确的。

　　又过了5分钟，就看到郑州，已经到达解放区的上空了，令梁惠福充满了喜悦。特别是梁惠福看到郑州机场有鲜明的十字跑道，当即决定在郑州机场降落。梁惠福从北向南着陆，飞机顺利地落在跑道上。三人驾机起义终于成功了！在地面人员欢迎的掌声中，梁惠福、黄琪玲、王亚蒙跨出舱门，投入了新的生活。

　　1949年4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宴请驾机起义人员时，任永荣、王亚蒙驾机起义虽然相隔2个多月，却一同赴宴了，有过短暂的接触。后来，在北京航空处组织学习时，两人也参加了，更有了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机会。两人第一次相见，因为任永荣的帅气、王亚蒙的美丽，彼此都有好感。

　　不久，任永荣奉命参加了刚刚成立的空军第一个飞行队，一方面参加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一方面为迎接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每天都有紧张的飞行训练，两人没有细谈就分开了。以后，任永荣分配在沈空某航校担任飞行大队长，王亚蒙则分配到沈空后勤部当会计。

　　一次，任永荣大队飞行教员胡业祥、鲁奔到沈阳办事，在舞会上认识了漂亮的王亚蒙，了解到她认识大队长，回来后就鼓动任永荣赶快结婚。

　　1953年春天，经组织批准任永荣、王亚蒙结婚。为了照顾任永荣的飞行事业，王亚蒙转业到任永荣所在航校的驻地五中任语文老师。

　　1983平12月，夫妻双双进京开会领取驾机起义证明书，让人十分羡慕。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的全体同志。邓颖超看到领取证明书的人中，王亚蒙是惟一的女同志，拍着她的肩膀赞叹：“你是英雄！”

　　1990年，王亚蒙感到全身乏力，自知不行了，便教儿媳妇做饭烧菜，交代如何伺候公公，1992年王亚蒙因患肺癌去世。临终前，任永荣专门接妻子回到新盖的干休所里，知道亚蒙讲究清洁，亲手帮她洗澡擦身，让她干干净净地走了。

　　王亚蒙已经去世10多年了，任永荣仍思念着妻子，将两本鲜红的驾机起义证明书放在自己卧室床头柜里，保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