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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者访南京大屠杀丹麦籍证人亲属 有新发现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03月02日 08:52 中国青年报

  戴袁支

  不久前,中科院研究员杨焕明受本报记者之托,访问了南京大屠杀丹麦籍证人辛德贝格的亲属,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本报发表记者采写的这篇独家追记,以纪念在侵华日军军事恐怖统治下,维护中国难民人权的“中国之友”———辛德贝格先生诞辰93周年。———编者

  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原件再现

  有的头缠绷带,有的臂裹纱布,有的拄着竹竿,有的手部负伤……一张以江南水泥厂难民棚为背景、画面上有7位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受伤的中国人的照片原件,展现在访问丹麦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焕明博士的面前。这张照片,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典型历史照片。

  今年2月9日,杨焕明这位领导“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基因组测序项目”,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研究员,在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后,做客本报江苏记者站,带来包括这张照片在内的一批电子图片。

  年前,赴丹麦讲学的杨焕明在丹麦朋友和中国留学生的陪同下,来到奥胡斯市郊外的一个普通丹麦家庭,拜访了南京大屠杀丹麦籍证人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先生的妹妹比滕·安德森老人。杨焕明对安德森女士说:“中国人民对你哥哥很尊重,他在特殊情况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贡献比辛德勒还大。”78岁的安德森老人情不自禁地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她说:“中国人特别好,(辛德贝格救助中国难民的事)过去那么多年了,还记得这么深切。”

  老人拿出一张有些发黄的历史照片,但上面的情景仍清晰可辨,杨焕明将它拍摄下来。

  据美国马吉牧师记载,1938年2月16~17日,辛德贝格驾驶汽车接他去江南水泥厂时,他在该厂小医院(诊疗所)见到了正接受治疗的“6个以上的住院病人”。

  辛德贝格亲属保存的这张历史照片,或许记录了这些伤员中的一部分,或许就和马吉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见到的、正接受治疗的那“6个以上住院病人”有关。

  2001年8月,本报委托旅德的金存桐寻找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籍证人卡尔·京特博士的夫人。当年9月15日,本报独家在国内首次刊登了京特夫人赠予的同一画面的历史照片。此前中国史学界并不知道这张图片。2000年5月,中国驻丹麦使馆文化处登报寻找到辛德贝格的亲属后,丹麦一家报纸也曾以“躲在南京(江南)水泥厂中数千名中国难民中的一部分”为说明,刊登过这张照片;2002年1月底,本报试图与辛德贝格的亲属建立联系时,从丹麦驻华使馆获得了刊载有这张照片的丹麦报纸复印件。

  迄今为止,这张反映侵华日军暴行的历史照片的原件,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两张,一张存京特博士的侄女安尼塔处,一张就存在辛德贝格的亲属那里。两张珍贵的照片相互印证,再次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朱学范为辛德贝格护照题词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得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杨焕明博士与丹麦科学家有合作科研项目,记者便商请杨先生去辛德贝格的老家看看,同时了解一下其亲属处还珍藏有一些什么史料。

  此次辛德贝格亲属向杨焕明先生捧出的史料中,有两本辛德贝格用过的护照,其中一本护照上有1938年6月朱学范在日内瓦为辛德贝格的题词:“辛博先生中国之友朱学范敬题(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日内瓦”,其后还有另外3名中国人的签名。

  此前,中国外交部西欧司一位曾在中国驻丹麦使馆工作过的外交官告诉记者,辛德贝格当年的护照上有“中国之友”的加注。后来,我驻丹麦使馆文化处给记者发来的传真也证实:“据当年报纸报道,1938年他……在当时的中国驻日内瓦总领馆……护照上被当时的领事官员标注有‘中国之友’的字样。”

  去年,本报记者与丹麦同行联手在丹麦公共图书馆发现的4份史料也记载:“1938年,伯恩哈尔·辛德贝格离开东方,途经丹麦,移民到美国……不为人所知的是,在返乡的路上,他收到了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的一封邀请函。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对他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做的事表示赞赏。当时,他在一个盛大聚会上,被盛情款待……晚会后,这名部长要来辛德贝格的护照,在上面写道:伯恩哈尔·辛德贝格是中国的伟大朋友……这位部长和代表国际联盟的两位代表在这份证明上签了字。这件事早期没有被公开的原因是,那位部长敦促媒体不要提及此事,因为他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辛德贝格先生。”

  虽然知道辛德贝格的护照上有中国官员的加注,但人们一直不知是哪位加的注,也无缘目睹真迹。此次才发现,题词为朱学范先生所书。

  2月16日,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证实,1938年6月在日内瓦,朱(学范)老作为中国劳方代表参加了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那次大会是在我国全面抗战中举行的,朱老参加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如何使我国抗战得到国际同情和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战。会议期间,朱老和我国常驻国际联盟的代表曾联合举行茶会招待国际友人,放映抗战新闻片。

  朱学范对辛德贝格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史料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辛德贝格和京特博士一道,除认真保护江南水泥厂厂产外,还在该厂建立了难民区,保护过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并积极救助伤员,冒险为难民们传递了数封向国际社会求助、揭露日军暴行的信件。

  此次,记者解读杨焕明拍摄的史料照片,发现以前有关单位发来的传真上,辛德贝格中间的名字“阿尔普”———ALP,准确的拼法应为ARP;同时还见到了数张国内尚未见过的辛德贝格的照片。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杨焕明打开便携电脑,指着几张照片说,这是丹麦一家公司派辛德贝格去南京江南水泥厂时,于1937年12月1日分别用中、英、日3种文字给他出具的证明函。证明函上写着:“持函人兴伯格(即辛德贝格),丹麦国籍,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由沪启程前往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兴伯格将代表敝公司,驻在该厂,以看管敝公司所有制造水泥机械之利益。”

  记者最近搜集到的一些外文史料表明,辛德贝格从非洲来到上海后,曾于1937年上半年从上海回丹麦探亲,9月5日得到当时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签证,取道日本,于8月19日抵达上海,此时“八一三”抗战已打响一周。辛德贝格当了一个月的城区卫队成员,后来受雇于英国战地记者斯蒂芬斯,辛德贝格常作为司机和向导陪着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则把辛德贝格视为朋友,昵称他“辛德倍儿坏”(Sindbad,英文中berg与bad读音相近)。由于那辆黄色两座的大机动车的缘故,使他俩在上海成了知名的人物。

  1937年11月11日(除租界“孤岛”外上海彻底沦陷的前一天)午后,两人在徐家汇路拐角附近的法国电力站水塔上,观察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开进,并在法租界边缘地带交火的情景,想拍一些独家照片。这时,侵华日军架在肇家浜正南、鲁班路以西、丽园路以北、距水塔以南约3个街区的楼里的机枪响了,几次猛烈的扫射,斯蒂芬斯中弹身亡,此时是下午1时多。当时辛德贝格距斯蒂芬斯仅几米远,几颗子弹在混凝土建筑上反弹,擦伤了他的腿。1937年11月14日下午,辛德贝格和很多人一道,在上海参加了斯蒂芬斯的葬礼,是众多献花者中的一员。

  由于斯蒂芬斯的死,辛德贝格不得不找一个新工作。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刚刚得到一个新工作。从丹麦引进设备的一家水泥厂正好在战区,我已经被派驻那里,去升起丹麦国旗。他补充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假如我能做成,是值得去冒险的。”他安慰家人说:“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我在中国的冒险经历。你们知道,我总是很幸运。”

  1937年12月2日,辛德贝格就是持着杨焕明见到的这张证明函,与京特博士和英语、日语翻译一道,绕道江北,途经南通———扬州———镇江,于12月4日到达江南水泥厂。他的任务是在战争期间“看管”江南水泥厂从丹麦引进的年产水泥20万吨的两条生产线。当时,这一工作极具危险性,然而,面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辛德贝格等人本着理性、正义和人道的精神,从事起保护、救助中国难民和记录日军暴行的工作。

  辛德贝格亲自记录的日军暴行案例,现存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贝茨文献”。他冒险送出的记录有日军暴行的难民求助信,至今还分别保存在德国波茨坦档案分馆“罗森档案”和《拉贝日记》中。他驾车领着美籍牧师马吉来栖霞山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15个电影镜头,现在还可在屏幕上清晰再现。至今,南京郊区的一些老人还记得“丹国十字旗”和“丹国辛先生”。

  杨焕明对记者说,中国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想通过记者吁请有关方面,尽早邀请辛德贝格的亲属访华,以表达中国人对当年这位国际友人人道救助的衷心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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