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航天界，他有着长胜将军的美誉，在四十多年的航天生涯中，他领导指挥的所有发射任务全部成功。正是他和老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用十年时间跨越了国外四十年的航天发展路程。

　　他就是王永志，72岁，辽宁昌图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2年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请看《东方之子》本期节目的实录

　　解说：2004年2月20日，王永志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500万科技大奖设立以来，首次授予航天界。2003年正是神五的冲天一飞让我们知道了王永志这个名字，作为国家“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从1987年开始，他参与制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蓝图规划。1992年工程立项后他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可以说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每一步他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您知道呢？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年连小学都是偷着上的。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由于祖辈都是农民，家境贫寒，7岁那年，在大哥的支持下，他背着父亲上了小学。

　　王永志：我小时候那阵哭着闹着想上学。

　　张恒：为什么呢？

　　王永志：农村每逢春节，在炕头前头都贴点年画，那年画写那字根本就看不懂，不知道啥意思，就很想弄懂了它；另外受的欺压也是太多，我的大哥，比我大19岁，他是家里主事的，就当着全家的面，被人家罚跪，跪下来，因为没交够粮食挨打，所以那个刺激很大，就想上学改变命运。

　　张恒：你那么小就有这个愿望？

　　王永志：我弟兄比较多，我有三个哥哥、俩弟弟，不能都在家里这样，我那个大哥就主张能够改变一下现状，没有文化太挨欺负。但是父亲不管这些，你学你能学几年？也学不下去，回来不还得种地吗，还不如现在就种地。结果正月十六开学，开学那天，他在正月十五晚上跟别人摸那个纸牌，我的父亲在家睡着了，我的大哥说走，走，偷偷带你去的，就走，他支持我学习，到那报名，报名完了，他(父亲)知道之后，怎么还去报名去了？给我退了，他说不行，那是官学不能退，报就报了，反正连蒙带唬的，最后也就认了，是这么上的。

　　张恒：整个这五年当中，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王永志：老是考第二名。这个第一名被我们班里另外一个姓张的同学把持着。我一直也没有超过他。

　　张恒：为什么叫把持着呢，他比你厉害是吗？

　　王永志：他住校，他家里算有钱人家的，他有钱住在学校里头，就是那个寄宿生。我那么一天来回跑，我放学得回家，离家八里路呢，我那时候才7岁，回来跑，到家，农村没闲人，到家还得干活呢，全家都在忙着干农活，你在那块学习也不现实，所以我的时间相对比他少得多。

　　张恒：所以小学这几年是一直不服气？

　　王永志：就是。也很努力，但是老也没超过他。到初中我们俩又在一起，那我就把他甩挺远了。

　　张恒：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您的这种不服气，可以说也是一种好胜心，

　　王永志：自强不息、不甘落后,这一点一直支持着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是不甘落后，为什么要落后于人。

　　解说：正是这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让王永志不断创造着奇迹。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欧洲阿里雅娜火箭相继发射失利，国际发射市场出现了运载能力短缺，当年王永志是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为了争取挤进国际发射市场，他和伙伴们悄悄筹划着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式火箭。1988年11月，在决策的关键时刻，王永志代表火箭研究院立下了军令状，一旦决定研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火箭树立在发射台上。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这项任务，这时距离发射所剩的时间仅有18个月。当时一些外国同行听说王永志的这个目标后，都认为他疯了。

　　张恒：你提出18个月这个目标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真的有底吗？

　　王永志：我认为还是行，但是形势非常严峻了。

　　张恒：当时的风险是什么？

　　王永志：一个技术上有风险，这个东西中国没干过；而且进度上有风险，时间这么紧，不能有任何的反复，所有的实验都得一次成功，有一个实验不成功，这个就来不及了，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只能一次成功。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张恒：为什么当时敢于冒这样的风险？

　　王永志：这个风险值得一冒。实际上是这个心理认为这个意义太大了，一个突破中国火箭的关键技术，另外我真的能走向世界，能够打外星，还不止这个，当时还考虑一个载人航天，要打飞船就得这个火箭。

　　解说：在随后的18个月里，火箭研究院的每一个工作现场都是昼夜不停连轴转，有人形容他们这些人是没了亲戚，没了朋友，什么都顾不上了，18个月时间，仅设计出来的图纸就有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一人一天要画17张，那段时间尽管压力之大，超乎想象，但是王永志和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兴奋的。1990年7月16号长二捆火箭不负重望首飞成功。

　　张恒；后来当这个火箭顺利升空以后，那一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王永志：心情非常激动，那不用说了。但是这个心情化作一种生理信号了。在整个那个过程中，我体重减了11斤，一下就瘦起来了。

　　张恒：什么原因？

　　王永志：我见到那个饭简直就非常反感，油腻我一点都不敢吃。但是打完后，就是两三个小时，就非常想吃酱牛肉，或者红烧肉，就很想吃。我就叫秘书给我找去了，拿来我就吃下去了。

　　解说：长二捆的研制成功，使中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原来的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提高了近2倍。它的成功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加强了中国火箭在国际商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为今天中国上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担负神舟飞船发射任务的长二F火箭就是在长二捆的基础上研制的。用18个月研制出长二捆，无疑是王永志一生中经历的最大一次挑战，回顾自己的航天生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先后参与主持的六种新型火箭的首发全部成功。

　　张恒：有人说你是常胜将军，还没有经历过首发的失败。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王永志：干这个事，总得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如履薄冰，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大意了。

　　解说：对王永志来说人生的很多时候就像是火箭发射一样，为了瞬间的成功要付出漫长的等待、过程也充满艰辛。就像当年他在大哥的帮助下偷着上学，而这次背着父亲的大胆举动也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在家乡念完初中后王永志被保送到沈阳最好的实验中学，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生物学家。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目睹美国飞机频频入侵东北领空，他改变了自己的理想转而立志学习飞机设计。1952年，王永志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自主选择，从那以后的40多年里，他的每一步人生变化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3年之后的1955年，王永志被选为公派留学生，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和导弹专业，师从于前苏联的火箭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助手，著名的火箭专家米申院士，由于王永志的成绩优秀深受米申的器重。也就是在留苏预备班学习期间，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王丹阳。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永志，又奉命回到莫斯科继续学习。当他再次踏上北去的火车时，仅仅新婚四天。

　　张恒：这样一个决定对当时一对新婚夫妇来讲，的确是一件很经受考验的事情。

　　王永志：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些好像都能做到，就是国家怎么安排怎么干，而且都没二话。

　　解说：再次回到莫斯科，尽管米申院士对王永志一如既往，但中国留学生还是受到很多约束，每次上完课所有的笔记都不能带出教室，所有的资料也不能借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王永志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毕业设计，在毕业论文答辩时米申院士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希望这不是你最后一次当设计师。这张照片是王永志和米申院士分别二十多年后，在北京重逢时的情景。米申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从那以后，王永志每次到莫斯科都要拜访这位恩师。如今米申院士已经故去，但是在王永志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怀念。1961年，王永志谢绝了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挽留，放弃破例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祖国。回国后，他马上投身到祖国的火箭事业。1964年，王永志参加了我国近程火箭的第一次飞行试验，这时他年仅32岁。由于当时天气原因导致推进器加注不进，大家都一筹莫展。

　　王永志：那是6月底的天气，特别热，那地都烤脸，所以都很急，说弹头进入不了弹道区了，这个试验就得不到结果。所以当时大家一想，这个射程不够，就让加推进剂，多加点推进剂，发动机多工作一会，它不就射程远了吗，殊不知那个箱子也就那么大了，也加不进去多少了。

　　张恒：那您当时是怎么想这个问题？

　　王永志：我是想你不能只考虑往里加，得想别的路子。于是我就建议，你把酒精再倒出600公斤来，这个时候它起飞重量轻了，它射程就大了，就把这个死重去掉了。

　　张恒：当时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家接受你的想法吗？

　　王永志：当时我一说人家都不信，一个是你的想法就奇怪，另外人微言轻，当时我是试验队当官是最小的，也算最年轻的。

　　张恒：那后来怎么办呢？

　　王永志：就很着急呀，找谁能把这件事说明白呢？当时一想，在基地最高的技术负责人就是钱学森副院长，他是权威，干脆我就直接面见钱学森。

　　张恒：他当时的反应呢？

　　王永志：他一开始一步一步地追问，到最后把这个详情讲完之后，他说有道理，行，所以他当时就告诉秘书，你把总设计师给我请来，把总设计师请来了，他说的是对的，按他的意见办。

　　张恒：结果怎么样？

　　王永志：连中三元。三发都按照这个办法打，

　　都打成了。

　　张恒：这种逆向思维，对于你后来这么多年从事运载火箭的研制，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永志：你比如说，我当总设计师，或者当院长，处理一些问题，提到我面前的问题往往都是两种，甚至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这样，各有各的道理。你怎么判断它？我觉得这就是思维方法，所以这也是有一个逆向，这个事情正反两方面都掂量一下子，可能是什么结果，到最后你就能比较出来。

　　解说：这是几年前王永志看望钱学森时照的相片，如今钱老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在王永志人生的很多重要阶段，他都得益于钱老的帮助和扶持，对钱老王永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张恒：在和钱老的交往当中，钱老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王永志：他不是很固执己见，别人提出的意见他能够接受进去，这一点也显现出来他的天赋很好，人特别聪明，另外也有一个感觉，他对扶持帮助支持年轻人让他们大胆工作这一点也很突出，不管你多么有经验的人，你总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要想真有事业心，你必须提携后进，让后头的人能把这个事业接过来。

　　解说：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这一年他已年满60，身体已多次出现警报，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挑战，他并没有太多的犹豫，从工程立项到制定具体实施规划，每一步他都倾注了无数的心血。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一上马瞄准的目标就是当时俄罗斯最先进的“联盟—TM”飞船。这是俄罗斯在第三代飞船的基础上进行两次改型后的飞船。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轨道舱可以留轨半年，继续从事科学试验，同时也为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今天看来，王永志当初力主的三舱方案、三垂方案、落区选择等一系列方案的制定，都体现了他的前瞻性。在工程进入实施阶段，他还要对七大系统所涉及的所有产品质量把关，让他最难忘的是神舟三号发射前遇到的一起故障。

　　王永志：我们神州三号发射的时候，就是穿舱的插座质量不好。

　　张恒：什么质量不好？

　　王永志：已经到发射场的，到发射场测试的时候就有一个插座，其中有一点它是不通的，断了，一看，我们一个行话，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是个什么呢？是一个批次性的，就是它一批的产品都是这样，不是个别的一个现象。

　　张恒：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对于您来讲，面临一个什么的抉择呢？

　　王永志：我主张像这种情况就得彻底，重新设计生产。

　　解说：如果重新设计生产，就意味着飞船系统要把正在进行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停下来，同时工程全线的准备工作也将停下来，这就意味着预定的发射将至少推迟几个月，因此围绕着停还是不停，当时有不同意见，

　　张恒：那不同意见是什么？

　　王永志：我这一个信号我是用两个点传的，这个点不通了，我那个点也能传过去了，就是双线走的，我有冗余。还有一个呢，我这不是神舟三号吗，我神舟一号，神舟二号用的也就是这个插座，都打成了，没出事，

　　张恒：这两个都有道理？

　　王永志：都有道理，这都是低标准，对于载人航天这个标准来说这个标准太低。

　　张恒：那人家前面两次飞了也没问题呀。

　　王永志：那是偶然的。我们不能够允许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去飞去，那就是一种侥幸成功。

　　张恒：小小的插针出一点问题会影响这么大吗？

　　王永志：那是，这都是，是连接的，我这块信息源把这个信息放到那儿去，然后控制我怎么飞行，到时候对点不通发动机点不着信号送不上去，不就是大篓子吗？

　　张恒：万一不出这个篓子呢？

　　王永志：万一不出是一个情况，万一出了呢，不是整个毁于一旦吗。

　　张恒：所以从角度你坚决不放过？

　　王永志：不放任何疑点上天。

　　解说：为了深入探求插座的问题，王永志立即随有关负责人到生产厂家了解元器件的设计情况，结果发现在设计上就存在缺陷。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共识，重新设计、重新生产。三个月后换上新插座的飞船再次回到发射场。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顺利升空。

　　张恒：实际上你这个把关的角色是一个得罪人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受欢迎的角色？

　　王永志：挑毛病人家可能不太高兴，但是不高兴是一时，从长远看是高兴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总师，我们上海有一个总师讲得特别好，就是你挑毛病我立功，一开始可能不太理解，最终还是好的。这个有个共同的目标在维系着大家，都想把载人航天一下子搞成。

　　解说：王永志在四十多年的航天生涯中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带领七大系统的航天人用十年时间赶超了国外近四十年的航天发展路程，尽管这中间承担的风险和压力常人难以想象，但是当中国的飞天梦想实现的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到欣慰。

　　张恒：你这一生干了三件事，三件事干了一生，这三件事是指？

　　王永志：就是年轻的时候，主要是注意力在搞国防建设，后来就发展成航天技术，特别是长二捆实现了那个抱负，我不仅能打中国的卫星，我也能走向国际市场，我也能打外国的卫星，还送啥呢？就把中国人送上天，这是非常大地愿望。

　　张恒：你觉得满意吗？

　　王永志：应该说还是满意的，当然这个航天的事业，那还继续发展，现在看来这都是历史性的，可是更伟大地事情还在后头。(来源：CCTV《东方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