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2004年1月24日报道，在德国的调停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经过秘密磋商，就交换战俘问题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以色列承诺将释放35名黎巴嫩民族主义者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2名领导人。此外，以色列方面还将对在押的400名巴勒斯坦囚犯进行进一步核实，如果确定没有犯罪行为，也将予以释放。作为交换条件，黎巴嫩将释 放1名以军预备役上校和归还3名以军士兵尸体。

　　而以色列的这宗“不平等交易”的主角名为埃尔哈南•坦内鲍姆，现年57岁。他曾是一名以军炮兵。退役之后，坦内鲍姆下海经商，不过依然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头衔。2000年10月，坦内鲍姆被黎巴嫩真主党以商业交易名义诱捕。

　　除坦内鲍姆外，以黎战俘交换谈判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以色列空军领航员罗恩•阿拉德。早在2003年10月16日，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要求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释放17年前被俘的以色列空军领航员阿拉德。虽然阿拉德已15年没有音信，但以色列政府认为他可能仍活着，并被真主党关押。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关于交换战俘的谈判中再次提到此事，而当年抓获阿拉德的真主党游击队员迪拉尼目前正被以方关押，真主党要求以方将其释放。对此，阿拉德的家属坚持必须先让阿拉德先回家，然后才能释放迪拉尼。据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约12万人在一份支持阿拉德先回家的请愿书上签了字。

　　关于罗恩•阿拉德的事，要追溯到17年前。1986年10月16日，几架以色列空军的F-4鬼怪式战斗机，对位于黎巴嫩古老的港口城市赛达港南部的一个难民营附近的巴解组织目标进行了每日例行的轰炸任务后，其中一架飞机因机械故障引爆了一枚炸弹，将鬼怪式爆毁。就在爆炸前的一瞬间，飞行员和领航员从飞机中弹了出来。在以色列空军航空救生直升机的帮助下，飞行员获救。而那位不幸的F-4飞机领航员罗恩•阿拉德上尉则被什叶派民兵抓住，关押了起来。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1989年7月28日凌晨，以色列一个突击队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吉布什特村，30名以军士兵闪电绑架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精神领袖卡里姆，然后用直升机将其押往以色列。

　　1994年5月21日，以色列军方又绑架了另外一位要人穆斯塔法•迪拉尼，他是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的一名领导人。这天凌晨，一阵轰鸣声撕破了黎巴嫩山区的寂静。一队从地中海风景名城比布鲁斯飞来的以色列空军直升机越过黎巴嫩东部山区向叙利亚前线飞去。在距离叙利亚前线10公里的纳巴堡村附近，40名以色列突击队员从直升机上迅速跳出。这些脸上涂着黑色迷彩，手持消声武器的“天兵”，在地面情报人员的接应下，分乘数辆随机运来的四轮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向一个穆斯林民兵控制的村庄驶去。在村外的树林里，突击队员悄无声息地下了车，敏捷地向真主党首脑穆斯塔法•迪拉尼的住所猛扑过去。迪拉尼在床上还没有反应过来，即被抓获。迪拉尼化名阿布•阿里。以色列政府认为，是他1986年抓获了以色列飞行员罗恩•阿拉德上尉。为了用迪拉尼交换阿拉德上尉和其它6名被黎巴嫩游击队关押的以色列士兵，以色列采取了这次行动。

　　这两次相隔多年、好来坞电影式的特种作战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空军的一个侧面。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空军中服役是一种荣誉，也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尺度，只有最优秀的人物才能成为以色列空军中的一员，而国家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挽救他们的生命。

　　拿破仑有句名言：“精神之于物质，其比重是三比一。”这虽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但在以色列确实得到了证明。以色列要算得上真正的小国，但以色列能充分利用那稀少的资源，让其发挥出巨大的潜力，最终以小敌大，以“弱”胜“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犹太人都是“无敌铁金刚”，或他们的平均智商会比其它民族高多少。就个体而言，犹太人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超人，与其它民族并无太大的差异；但就群体而言，他们在战争背景下展现出来的犹太民族的那种才具、那种力量、那份凝聚力与创造性，那种代代相传的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精神，与世界其他民族大不相同。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才是它们屡战屡胜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动力。

　　《犹太教法典》指出：“没有什么比赎回己方战俘更为重要的戒律了。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迟疑，都会导致流血的加剧。”在这一犹太教教义的指导下，以色列政府拯救本国国民时从来不遗余力。而且经常是双方战俘的交换人数比例大大失衡，以色列却在所不惜。从新闻报道中，常可以看到以色列愿意用几十个敌人，换回一个俘虏。在中东战场上，以色列绝不留下士兵的尸体。只有在死伤惨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中，他们没有做到这点，因为有的作战单位，全都阵亡；或者因为要拿回尸体，会导致更多伤亡。著名的“恩德培机场人质营救行动”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对“生命高于一切”这一不变信念的最好诠释。而这类营救或战俘交换行动，在以色列建国后还有很多次。

　　众所周知，最有名的，也是最早的一批，即以色列总理沙龙本人就是通过交换俘虏得以重返祖国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沙龙被约旦军队俘虏。他在集中营生活了几个月后，根据阿以双方交换战俘的协议，沙龙回到了以色列，并在以后的战争中屡建奇功。

　　1965年，以色列超级间谍科恩成功打入叙利亚，成为叙总统密友、叙国防部长人选。他被捕后，以色列拿出十几个叙利亚间谍和百万美元赎他，最后甚至还动员教皇、英国女王为他说情。同年，窃取埃及情报的以色列间谍洛茨被捕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用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换回了洛茨。

　　1985年，以色列又用1150名巴勒斯坦人换回了3名在黎巴嫩战争中成为俘虏的以军士兵！

　　1998年2月，一名以色列特工在瑞士的一所公寓内安装电话窃听器时被当场逮捕。为了使该特工回国，总理内塔尼亚胡除向瑞士表示道歉外，还为其支付了高达200万美元的保释金。

　　任何一名以色列人都是保卫国家的中坚力量，作为一个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决不放弃一个人”是以色列国防军一贯的信念。为此，在以色列空军建有一支专业的航空救生部队。

　　以色列空军航空救生部队成立于1974年。航空救生部队成立时，以色列空军并不想使它成为一支类似于海军或陆军特种部队，而应是一支独特的力量：超常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到达和出入任何敌军目标，一个由经过精心培训的医生和护士组成的空中救护中心，它能进行最复杂的医疗护理。因为飞行员被击落，士兵受伤和民间意外事故并没有先兆，所以它还必须具有全天候、全时空的出动能力。

　　航空救生中队的主要工具是贝尔-212和CH-53直升机。由于装备了多种医疗设备和攻击性武器，飞机已成为一个空中手术室和小型堡垒，这使得队员们能随时处理任何突发事件。航空救生中队的所具有的快速机动作战的能力在生死一线间的情况下显得非常重要。和平时期，航空救生中队分布在以色列的几个空军基地上，只要警报一响，机组人员就可以迅速出动。航空救生中队的救护行动并非只限于以色列空军和陆海军，严重受伤的黎巴嫩平民、叙利亚士兵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也在其救护范围之内。

　　1982年前，航空救生部队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检验。对于航空救生部队来说，其战斗能力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在黎巴嫩战争的前四个月中，85%的以色列伤亡人员通过空中运回以色列，其中直升机共进行了2518次飞行，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只有30%的以色列伤员受到救护。

　　航空救生部队队员多毕业于主要进行航空救生训练的马哈泽•沙夫-爱斯里学院。结业典礼非常隆重，也非常激动人心。数十名身着以色列空军制服的学员聚集在以色列中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里，航空救生部队深兰色和银色的翼章是对他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危险环境最好的回报。翼章本身表明了这支部队所完成任务的三种能力：剑表示其战斗能力、降落伞表示其空中机动能力、蛇代表了其医疗救护能力。

　　航空救生部队的优良表现，使每一个以色列军人相信：他们为国家作出的每一点贡献，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如果他们遇到危险，国家将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国家的责任，也是以色列国防军内在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得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每个人，甚至是以色列国内的每个犹太人，都能为了国家的安全，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全心全力为国服务。

　　在多年的战争环境中，以色列认识到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是人，而人的精神因素又是关键的关键。前空军司令本杰明•佩莱德少将在总结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主要经验教训时曾说：“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其性能能否充分发挥，主要取决于人的精神因素，其次才是熟练的操纵技术。”他们知道，失败就意谓着灭亡，他们只能背水作战。因此在紧急关头，以色列全国人民都能同舟共济，视死如归。作战中，以军从无逃兵，因为他们知道根本就无路可逃。只要一声令下，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少，都立即走上战斗岗位。即使那些在国外旅游的人也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参战。这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

　　但这种民族精神并非“天命”。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对于这一点，以色列人可以说真正身体力行了。而体现这个“令”字的，则是以色列政府的功劳。以色列建国之后，大批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巴勒斯坦，他们在语言、文化、生活、思想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如何将这些不同来源和不同背景的人，融合在一起，并是一件轻松的事。以色列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所进行的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精神教育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属于单一的犹太民族，都要向民族负责。以色列不是泛泛地谈论爱国主义，而是把爱国主义与以色列的国家的安全紧密联系起来，把它渗透到公民意识中去。为了培养广大官兵的民族感和爱国精神，以军平时非常重视进行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教育，激励官兵勇于为国献身。它利用各种形式，向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灌输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通过展示2000年来犹太人流散各地的苦难经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因而，当国家遇到危难时，以军上下乃至全国上下都能全力以赴，团结一致，确保战争胜利。

　　学校教育、军事训练、广播电视和其他一切大众宣传手段，无不以激发民族精神为主要任务。为了培养民族精神所设的“犹太法典学院”遍布全国，共有260多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9.6%。那样小的国家，这个数字可谓相当惊人了。这些以种种方式进行的宣传教育成为“全民皆兵”的思想基础，并引导以色列人拼死作战。所以以色列人对于民族使命、国家前途都养成了一种近乎“直觉”的基本认识，他们知道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是什么，敌人是谁，每个人应如何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拿起武器保护国家的安全。这些认识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教条”。在这种无时不在的精神教育下，人与人的关系更亲密，逐步形成了一种团结战斗的精神。人对国家的价值被充分体现，因此也不容任何人被甩在后面、被放弃，不论了是被捕、受伤，还是牺牲！

　　即使被俘后，以色列人的高素质也常常使他们能够在战俘交换中“以一当十”。在中世纪，犹太社区里所有的男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这种传统在建国时，由第一任教育部长进一步发扬。他上任当天，就叫秘书草拟教育法，强迫3岁到15岁的新生代，接受免费教育。他的秘书惊愕不已，经费拮据不提，当时整个教育部，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建国后的第二年，以色列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今天，以色列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老百姓。达扬则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行选送军官上大学的制度，由部队承担学费，每个军官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不加限制。通过这一措施，军官的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因此交换战俘时，以色列经常借口士兵都是大学生，而对方士兵都是文盲，而要求以一个交换十个！

　　正是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使以色列人增强了对国家的责任感、强化了人与国土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产生对国家的忠诚。“我为国家，国家为我”正体现了人民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的强烈的信任感。(沈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