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管按语：本文是署名为“萧何(汉)”的网友于2004年1月12日发表在“热点评论”里的论帖)

　　自1661年郑成功驱荷复台，把主力移守台湾后，郑清双方隔海对峙斗争长达20多年。清政府为了消灭郑氏集团，使用了各种战略手段，最终于1683年统一了台湾。纵观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对我们今天完成祖国统一有如下启示：

　　一，统一要以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战争则是政治的延续，统一战争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经过长年战乱，大陆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清廷无力对台采取强大攻势。三藩之乱结束后，清政府积极垦荒，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经济恢复得很快。相反郑氏政权成为局促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由于得不到大陆人力物力的补给，台湾对外贸易尤其是与大陆的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生产衰敝，人民困苦不堪。在土地、人口、物力、军备等各方面，清政府都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是清方取胜的根本条件。

　　二、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争取民心需要高层和谈与争取中下层民众工作同时进行，相互配合。为了争取台湾民心，从1662年6月到1683年，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发动了5次高层政治和谈的攻势，企图感召郑氏决策率众投诚，同时对郑氏大小官员和民众展开大规模的招降活动。清廷招降度量颇大，手段也很灵活，方法有：1、保护沿海各地的郑军家属亲族，投诚的郑军旧部有武功出众者委以重任，这对消除沿海民众对清军的敌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2、制定并公布《招抚条例十款》，在漳州设“修来馆”，以官爵、资财等招降郑军官兵。这些降将衣锦招摇于漳泉郊野或逃归台湾向同僚官兵炫耀，在衣食都发生困难的郑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3、开展反间活动，使郑军内部自相猜疑，人心浮动。这些招降活动对郑军官兵产生了巨大的瓦解作用，数年间有10万以上的郑兵先后降清，清政府将他们组织成为攻台舟师主力，达到了“以郑攻郑”的最高战略效果。清军统帅施琅攻占澎湖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争取民心的措施：严禁杀戮，张榜安民，宣布免除澎湖居民三年的租税徭役。优待战俘，为战俘疗伤治病，并允许他们回台与亲人团聚。这些降卒回台后将其所见所闻辗转相告，使得台湾人心瓦解，士无斗志。向台湾军民发布《安抚谕诚示》，并以厚爵游说刘国轩等人。康熙也颁布《赦罪诏书》，指出：郑克等人若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等悉行登岸”，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且将得到朝廷的优待。这对消除台湾军民的“恐施”、“恐清”心理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施琅抵达台湾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接踵而至”，郑克等人“欢呼踊跃，望阙叩头谢恩”，最终兵不血刃地统一了台湾。当然，清政府收揽人心的手段之所以如此卓有成效，是因为随着大规模抗清斗争的逐渐沉寂，人民渴望结束长年战乱，清朝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台湾郑氏集团则逐渐沦为地方割据政权，加上军费浩繁，百姓负担加重，又到大陆沿海抢掠财物，民心大失，失去了反清复明的号召力。在统一的历史趋势下，处于割据状态的郑氏集团在与清军的对抗中更趋劣势，不可避免会遭到灭亡的命运。

　　三、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要有机配合。和平统一可避免给双方造成巨大损失，是统一策略中的上策。但强大的武力和武力行动是统一的基础和后盾，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必要保障，因此决不能放弃武力，一味求和。1661年—1669年鳌拜掌握朝柄时期，在施琅两次征澎失败后，清廷大多朝臣主张招抚，然为示诚意，竟“裁水师提督缺，悉焚诸战船”，“各投诚官兵分配外省开垦”，调施琅等作速进京，将有限的水师力量裁撤殆尽，在军事上对郑氏集团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将统一台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谈判上。由于没有一支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力量，导致“海寇自撤水师以后，帆椿出发，侵犯靡常”，“红毛夹板船往来频仍，恐生衅端”的被动局面。郑经自恃台湾海峡有波涛之险，和谈要价甚高，要求“依朝鲜例”，致使和谈多年终无结果。正如施琅所说，在武力不及的条件下，“如专一意差官往招，由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清廷从与郑氏多次和谈失败的教训认识到，以纯粹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必须诉诸武力。清廷遂恢复福建水师，配造战舰，任主战派施琅为水师提督，并授予专征权。族琅实行“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即以战逼和，以军事进攻为主，同时又努力寻求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台湾本岛发生战争。正是在这种武力与和平两种手段兼施的作用下，清廷才最终于1683年击败郑氏集团，统一了台湾。

　　四、及时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才能取得对台斗争主动权，进行有效的经济封锁。满州八旗陆战骁勇无敌，几年间就席卷全国各地，但面对台湾海峡的汹涌波涛则望洋兴叹，畏缩不前。对盘踞海岛及濒海地区的郑军不能实施有效的打击，只能任郑军在大陆沿海随意进攻，清军穷于应付一再处于被动不利境地。由于清朝缺乏强大的水师力量，对郑氏不能进行海上封锁，只能退回大陆沿海进行全面经济封锁。清廷在大陆沿海一带实行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将鲁、江、浙、闽、广沿海人民全部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这对大陆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不仅使沿海各省界外土地荒芜，人民流离颠沛；更为严重的是割断了中原经济与海外的联系，使明代已发展起来并对中原经济起着很大促进作用的对外海上贸易衰落了。海外贸易的禁绝致使白银的来源断绝，造成清初“财源杜绝，有耗无增，是以民生穷困”的经济大倒退现象。可见，清廷的迁界禁海政策的负面影响很大，在打击对手的同时也重创了自己。康熙本人也开始认识到禁海的危害性和开海贸易的好处，因此，清政府被迫部分地开放了海禁，然而这又便利了郑氏的走私贸易。郑氏还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通洋裕国”，维持着与清廷对抗所支付的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从而大大延缓了统一的进程。“郑氏政权在第三代遇到了挫折，但使政权可以维持二十多年，可说就是这个以贸易立国的经济政策。”若不是郑氏因参与三藩之乱而耗尽了大半财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将无可奈何之。因此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力量，才能掌握制海权，才能把封锁的重点放在海上，有效地进行经济封锁，将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五、统一要审时度势，抓住主要矛盾，充分利用内外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全面把握统一的条件和时机。政治基础是否稳定，经济实力是否雄厚，军事手段是否强大，统一时机是否成熟都关系到统一行动的成败。条件和时机不具备，盲目的行动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还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1663年清军借助荷兰人的海上力量，与荷兰舰队联盟进攻郑军，一举攻占了金厦二岛。但在当时，清军水师尚很弱小的情况下，清廷明智地拒绝在取得沿海岛屿之前去攻占台湾，并对荷方提出的建立反郑军事联盟的建议和条件，反应冷淡，拒不与之签订任何协议，从而使荷兰殖民者企图再次占领台湾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剪除鳌拜及其党羽后，面对民生凋敝的经济状况，康熙集中精力去解决内政，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对郑氏集团则延续鳌拜后期的招抚政策，令两广、福建等局部地区展界，对台湾经济也未严加封锁，争取暂时的休战生息，以便对付即将爆发的三藩叛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郑经参与三藩叛乱后，清廷集中兵力进剿“首倡叛乱”、实力最强的吴三桂，对耿精忠则剿抚兼施，对郑经则着重于抚。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清后，郑经成为东南地区清军的主攻对象，清廷令耿、尚二人随大军征讨立功赎罪，最终击败郑经迫使之退守台湾。由于当时西南对吴世藩的战争尚在紧张进行，三藩势力尚未根除解决，尚不强大的清军水师没有十足把握击败实力尚存、后方安定的郑军。因此郑经败退台湾后，清军并不乘胜追击，康熙谕兵部：“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及郑经、陈永华死后郑氏集团内乱，文武解体，军民共怨，众皆离心。清廷抓住这一平定台湾的良机，出兵进攻台湾。同时在清廷内部方面，康熙平时遇事注意与群臣沟通，倾听他们的见解，集思广益，作出较为正确有效的决策，最终挑选了谙熟海战的施琅为水师统帅，并授予专征权，福建督抚则只负责筹办粮饷和招抚工作，使督抚、提督分工明确，充分施展各自的才能，有效地解决了内部矛盾。从总的进程来看，清廷较好地利用了内外各种矛盾和资源因素，把握了统一步伐。

　　六、实现统一后，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确保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永久统一。巩固统一的措施应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切忌只顾眼前，急功急利。施琅抵达台湾后，代表清廷进行了一系列的善后安抚工作：亲自祭祀郑成功庙，妥善安抚郑克、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官员，对郑军投诚官兵以礼相待，发给粮食和俸饷，严禁官兵扰民，减免苛捐杂税等等。经过“台湾弃留之争”，清廷决定在台湾设一府三县，设官驻兵，并展界开海，使被迁离故土的沿海百姓返回家园，恢复了正常的农业、渔业生产和海上贸易活动，台湾地方官员也注意招徕大陆流民前去开发，出现“流民归者如市”，“内地入籍者众”的现象，海上贸易空前活跃。这些善后措施对于消除台湾军民的疑惧心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了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密切了两岸的贸易往来，对巩固统一成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