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自卫队伊拉克派遣计划”(以下简称“派遣计划”)，不仅突破了日本宪法规定的自卫队“专守防卫”原则，也开了战后日本陆海空自卫队携带重武器前往战区的先河。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执意把自卫队派到并不安宁的伊拉克，引起亚洲国家的关注和担忧。

　　1991年，日本防卫厅未经国会批准，擅自派出海上自卫队的170艘扫雷艇驶进波斯湾 ，公然违背了“不准海外派兵”的宪法原则。1992年6月，日本国会置宪法于不顾，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日本军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柬埔寨、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地区。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自民党内阁十几年里处心积虑，积极运作，先后出动自卫队到达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最后终于推动“派遣计划”的出台，实现战后首次陆海空自卫队出动飞机、战舰、战车，联合开进战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派遣计划”通过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讲话中称，“派出自卫队是为了支援伊拉克的人道复兴，不是去行使武力，不是参加战斗的行为，也不是去进行战争”，“日本作为有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不仅要予以资金、物资的支援，也需要包括自卫队在内的人力支援”。小泉的这番话把日本打扮成了“有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似乎日本对国际事务很是负“责任”。然而，最令亚洲人民不放心的是，日本在一步步推进海外派兵计划的同时，修改历史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进程也在一步步深入，尤其是日本的“当家人”小泉上台后已经4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些又如何能让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负责任”感到信服呢？

　　事实很清楚，日本出兵伊拉克不过是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实则是为了构筑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重振“大和民族”昔日的雄风。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保证单极霸权的世界格局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惟有日本是它最信赖和依靠的东方伙伴。这样，日本的军事大国目标同美国的全球战略趋同，赋予了日本摆脱和平宪法制约、修改宪法的最好时机。2003年5月，小泉就公然声称，“自卫队实质就是军队”。而且，小泉内阁已正式把改宪纳入了议程，修改和平宪法只是个时间问题。

　　日本自卫队出兵伊拉克，使和平宪法有名无实，这意味着日本朝军事大国的目标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此，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就可以追随于美军之后，毫无顾忌地开赴世界任何角落。那么日本自卫队今后有可能走多远呢———

　　它可以打着“集体自卫权”的旗号干预地域争端。2003年6月，日本鹰派议员组织“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的103名青年议员曾发表一项紧急声明，声称“为防止北朝鲜的核武器，政府必须研究所有的对抗手段”，“必须修改专守防卫的概念”，“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这些青年议员所称的“集体自卫权”，并不是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而是要甩开联合国，追随美国独往独来。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社论就这样说道：“只有强化日美同盟，真正保证(日美)同盟关系，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

　　它还可以“保护邦民(海外侨民)”为借口出兵海外。战争期间，“保护邦民”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借口之一，如发生在中国北伐期间的“济南惨案”，日本就是以这个借口出兵山东，干涉中国事务的。日本出兵伊拉克的实现，为今后出兵海外、影响并干预他国事务提供了可能。此说绝非耸人听闻。去年，就在日本两名驻伊拉克外交官罹难后不久，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日本当然要插手伊拉克的重建，如果受到阻碍，自卫队就应该堂堂出动歼灭它！”还是这石原，在沈阳闯馆事件发生后也曾扬言，“我如果是首相就派出自卫队”。日本鹰派政治家的咄咄逼人不可小觑。

　　它还扩大了首相的权力。无论是“有事法制”，还是“特别措施法”、“国民保护法”，以及“派遣计划”，内中都赋予了日本首相前所未有的特权。首相权力的扩大标志着国会权威的冷落，国会监督政府的作用也明显被削弱。2001年以来，小泉内阁出台的一系列法案、法规都包含有国民必须“协力”的条款，甚至连各县的知事也有权在“有事”时调动、征用辖区内非官方的设施、物资、人员等。这些条款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全民总动员体制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战争爆发，日本国民仍有被拉上战车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就此断言出兵伊拉克必然导致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此次日本自卫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架空了和平宪法，推动日本向军事大国的道路迈进一大步。它还有可能刺激日本“新生代”和鹰派政治家们权力欲的膨胀，重走过去的老路。对此，前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就批判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恶举。无论怎么解释，宪法也不允许将全副武装的士兵送上战场。”(王希亮)

　　中国青年报2004年0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