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荣军　本报特约记者　包国俊关注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

　　黄星：为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需要高度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以下趋势：

　　一是军事变革已经成为超越军事领域的国家行为。按购买力评价标准计算，日、德、法、英接近或超过美国的一半，俄、中则接近或超过美国的1/3；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日本 几与美国相当；而在资源领域，俄、中甚至超过美国。美国占有全面和绝对优势的，只有军事领域，其实力与排名其后的6位大国之和相当。军事力量不仅是美国横行天下的最大筹码，而且是其控制世界资源和资本流向的主要手段。世界各国要想保持尊严和独立，就不能不把新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把军事家的事提高为政治家的事，举全国之力，求得国防与经济的同步发展。

　　二是作战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在军事变革中居于先导、核心地位。新军事变革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就是首先把未来打什么仗搞清楚，把打胜仗作为新军事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作战思想的高远，必然导致新军事变革视界的宽广、行动的自觉。

　　三是实现作战要素的一体化成为强力牵引军队转型的主要目标。新军事变革发展到今天，目标越来越清晰，就是要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改造成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对于弱国、穷国、落后国来说，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全军同步迈入信息化。从中外战争实践看，一种新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的实现，并不一定要求作战力量的整体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将“闪击战”思想付诸实践，其作战力量中真正完成装甲机械化改造的部队仅占10%～15%。

　　四是科学技术群的综合集成发展，进一步增大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的不确定性。纳米技术和各种新概念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战争和军事变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魔幻前景。很难想象战争无人化、隐形化、微观化、非致命化等等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模样。对我们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尾随追赶的风险与跨越发展的机遇并存。美作战理论进行新一轮更新

　　陈学惠：伊拉克战争使人们注意到，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起，美军作战理论进行了新一轮更新。

　　首先，美军对现行作战理论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消耗战”思想进行了再次清算，提出了以“战略瘫痪论”为代表的新的思想观念。美国一些人认为，现行的作战理论仍没有跳出“以兵力为基础的力量战”窠臼。要想建立信息时代的全新的作战体系，就必须从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境界对以“消耗战”思想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的战争观念进行再批判。在美国，有人把这些新的观念和概念统称为“战略瘫痪论”。“战略瘫痪论”的产生说明，美军没有走用军事革命的成果去强化传统作战理论的老路，而是从信息时代的特征出发，综合集成战斗力的所有要素，利用信息化战争的新机制和新原则去应对后冷战时代美军所面临的新的安全环境和新的战略需求。

　　其次，在官方的主导之下，美军从“战略瘫痪论”中提炼出许多概念，制定出了“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一是把影响、打击和摧毁敌抵抗意志作为用兵的基本着力点；二是提出“以知识为中心的作战”概念；三是强调各种手段的“内聚式联合”；四是打破传统的以地面为中心的作战流程和模式，以对敌实施一系列连续、有力的分布式多维度精确打击为基本战法；五是要求打破传统的按层级顺序制定计划的方法，向平行同时制定计划的方法转变。

　　第三，在“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的总框架下，美军各军兵种提出了各自的军种作战构想。如：“陆军目标部队”构想、“空军航空航天远征作战”构想、“海军网络中心作战”构想、“海军陆战队由舰到目标战役机动”构想、“特种作战部队2020”构想。这些作战构想是“战略瘫痪论”思想在军兵种层级的运用，是“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的具体化，是美军新作战理论的支柱性内容。

　　应该说，“着眼未来设计未来”的创新方法和定量与定性、研究与实验相结合的“螺旋式”理论生成方式，也是美军作战理论新一轮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事转型

　　樊高月：在过去的20多年中，美军将大量高新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走过了由个别到普遍、由零散到系统、由概念到具体的探索与发展过程。在武器装备信息化方面，从越南战争后期使用第一枚“白星眼”精确制导炸弹，到伊拉克战争中精确制导弹药占68%，能够投放精确制导弹药的作战飞机占90%，C4ISR系统广泛用于战场，基本上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创新作战理论方面，从“2000年空地一体作战”、“陆、海、空、天、电一体作战”、“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到“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用于实战，完成了几个从概念到实验、从理论到实践的创新周期；在部队编制方面，从“21世纪部队”计划的提出，到建立战斗实验室、实验数字化部队，再到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2001年，美国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提出把军事转型作为国防建设的首要任务；同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发表“加速军事转型是美国第一要务”的讲话；其后，美国国防部长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推动美国军事转型；美国防部也于2003年4月颁发了《美国国防部转型指南》。这些都标志着新世纪伊始，美国新军事变革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总结过去20多年新军事变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美国勾画出了重塑军事力量的蓝图：在战略力量上，用新“三位一体”取代旧“三位一体”；在兵力部署上，驻外兵力全球大调整，以应付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安全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在作战理论上，完善和推行“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打完全不同于传统作战样式的战争；在作战编组上，改变传统的编组结构，采用“过渡战斗旅”、“目标部队”等作战编组形式；在武器装备上，一方面继续提高现有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另一方面大力研发无人飞行器，争取打赢未来的无人战争；在军兵种力量建设上，大力发展“天军”，努力争夺未来军事斗争制高点。把握好新军事变革七大关系

　　胡文龙：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需把握好七大关系。

　　一是军事变革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关系。国家发展战略决定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决定军事战略和国防发展战略，进而决定军事变革的方向、目标、规模和力度。

　　二是军事变革与当代战争发展趋势的关系。信息化战争绝不是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发展的终极，信息化战争之后还会有新的战争形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需要着眼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规律的要求，统筹大、中、小跨越尤其是大跨越，设计国防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法制法规制度以及社会福利改革等，应当兼顾到军事变革的特殊需要，并要利用好军事变革的成果。同样，军事变革应当充分利用国家以至世界社会变革的诸多有利因素，加速推进。

　　四是军事变革与军人利益的关系。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既要教育军人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大局，又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理地解决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矛盾，特别是要防止因各种狭隘的利益矛盾而阻碍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

　　五是军事变革中软硬件建设的关系。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是军事变革中的硬件变革。创新作战理论、法规制度、组织结构、教育训练等，是信息化军事变革的软件变革。任何军事变革，只有软硬件变革并举，才能迅速增强战争制胜能力。在我军硬件变革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更要把软件变革及时搞好，以使有限硬件变革发挥更好的效能。

　　六是军事变革与应付战争情况的关系。如何既保证军事变革的实施，又保证军队能够随时有效应付可能的战争情况，是军事变革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如果忽略这一点，不仅会导致军事变革的破产，而且会危及国家和军队的生存。

　　七是军事变革的前瞻设计与实践检验的关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仅需要重视前瞻设计、顶层设计，而且需要实践检验。为此，需要建立跟踪设计和探索实践机制，以保证军事变革始终在最佳的方案下达成最佳目标和效果。新军事变革的未来走向

　　梁晓秋：纵观世界战争风云，我认为新军事变革表现出以下趋势：

　　一、新军事变革与战争的互动性明显增强。如果说，海湾战争拉开美国军事变革的帷幕，那么，经过10多年的变革努力，将变革成果付诸于战争实践检验，已成为迫切需要。从另一方面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增强了战争的可控性，降低了战争的风险和门槛，拉近了军事变革与战争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是新军事变革的试验场，信息化武器、信息化作战平台、数字化部队纷纷在战争中登场亮相，战争的胜利明显得益于军事变革成果，同时也将大大刺激美军新一轮军事变革。可以预见，今后这类“实验型”战争将更多地出现，军事变革将通过“实验型”战争而提速。这种互动性将大大增加其他国家加快进行军事变革的紧迫感。

　　二、新军事变革对战略规划的依重性将更加突出。军事变革恰如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往往是从局部到整体、子系统到全系统的发展过程。新军事变革开始于军事技术的局部领域和子系统，经过10多年的发展，正在超过各个局部层面，进入全局整体推进阶段，军事变革的宏观性、整体性、未知性、前瞻性空前增强，对战略规划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一个时期新军事变革宏观性、整体性、前瞻性因素将更加突出。

　　三、新军事变革的软件要素将日益重要。新军事变革归结起来无非是两大部分，一是硬件部分，一是软件部分。硬件部分，主要是指信息化武器平台、信息化感知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它们就好比人的拳头、感官和神经。软件部分，主要是指支撑硬件运行的软件程序、信息化作战理念、体制编制、人才等。当前新军事变革的突出问题是，硬件部分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软件系统的滞后使相当一部分技术的潜力和功能得不到释放，一方面是作战理论创新不足，一方面是新的作战理念因为软件开发落后而无法模拟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