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正成为各国军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国曾经是火药的发明国，然而在古代火药化军事革命过程中，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次新军事变革，各国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总结古代的经验，为我国军队更好地抓住新军事变革的机遇提供有益的借鉴。

　　北宋初年即公元10世纪后期，中国便开始试制最初的一批火药火器，并在世界范围 内最早完成军用火药的定型发明，率先开始了火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但是，火药化军事革命并未因为最早发端于中国而在中国率先完成。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14世纪初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便在欧洲播下火种，随着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新的性能更好、杀伤威力更大的火药化兵器被研制出来，与之相适应的炮兵、工程兵、近代海军等军兵种也在欧洲得到催生，新的作战方法和新的军事思想理论相继产生，火药化军事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由缓慢发展的状态跃升到突飞猛进的轨道。

　　一、长期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阻碍了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向纵深发展

　　古代中国得占火药化军事革命先机，受益于唐宋以来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宋元明和清初各代火器有所发展，都和当时不断发展的手工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这种工场手工业始终处在强大的封建生产关系严密包裹当中，全国范围内的小手工业生产方式很难转化为大工场手工业。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规模有较大扩展。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动用国家权力推行重税、禁海、垄断矿冶等“重农抑商”的措施，扼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嘉靖以后，在长期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年)至清康熙时期(1662—1722年)，中国既没能从自身火器制造部门产生火器研制的先进技术，也无法将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转化、巩固为自身的能力，最终不能推动火炮制造业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总体上看中国的火器制造在乾隆、道光时期由盛转衰，而此前100多年小手工业生产迟迟不能过渡到大工场手工业，已经为这种衰落埋下伏笔。火器的生产、更新和主宰战场是火药化军事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制约了火器技术的改进和火药化军事革命向更高发展阶段推进。

　　而在16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快地成长起来，手工工场成为当时工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并在17、18世纪逐渐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为火药化军事革命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

　　二、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是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不能深入发展的政治原因

　　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完善。封建帝王在夺取皇权时，往往注意网罗火药火器制造的专家和工匠，注重采用新式火器武装自己的部队，从而促进了火器发展。但是皇权一旦到手，相对稳定的政局建立之后，全国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又令这些帝王寝食不安，担心火器流失和私制成为威胁自身统治的因素。1380年，朱元璋设立军器局，要求严格控制全国火器，各地不得擅自制造，违者重罪治之。清代封建统治者则对全国的火器制造实行更为严密的控制。康熙时火炮有御制、厂制、局制之别，最好的枪炮制造厂局设在皇宫养心殿内，由皇帝直接控制。精良火器由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京城汉军只能用质量最差的局制火器，而外地根本不允许制造使用精良火器。由于封建统治势力异常强大，中国虽然产生了火药化军事革命的萌芽，但最终未能使这场变革深入发展下去。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兴资产阶级由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也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争霸战争的需要，他们推动火药化军事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保守没落的封建主们高得多。

　　三、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和轻视发明的政策阻滞了火药化军事革命的发展

　　由于儒家思想在整体价值倾向上偏重于“道”、“器”之辨，强调“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因而在军事上突出战争观的思考，而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火器的研制和在战争中的运用是军事领域中的新课题，也是很具体的问题，用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军事家们总体上对此反应不是很兴奋，研究有欠深入。到了清代，这种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80寿辰时，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着西方军事变革的最新成果访华，包括新式天球仪、地球仪、自来火枪、船舶模型和望远镜等29种科技含量和军事价值高的礼物，但清廷只当“贡品”、“玩好”收藏。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观看英国使团卫队操练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想来没有什么稀奇。”

　　更为可悲的是，在古代中国，火器研制者的创造性被看成“奇巧”、“下作”，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明末杰出的火器研制家薄玉对地雷、火枪的研究可谓学问精深，其名气已传播到海外。但是经人推荐给朝廷后却受到冷遇，薄玉最终贫困而死。清初发明火器“连珠铳”和主持铸造威远将军炮的戴梓，得不到朝廷重视，仅授翰林院侍讲一个散职，后竟因人进谗而被充军关外。武备院铁匠伍连登创制子母炮，所受待遇只不过是多领一份粮饷。

　　而16世纪的欧洲正遇上资本主义早期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时期，巨大的武器市场和繁荣的武器贸易使改良和研发新的火器成了私人军工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手段，火器设计者和技师身价百倍。欧洲的武装部队火器装备水平及训练水平在这时迅速超过世界其他各地，获得决定性领先地位。

　　四、火器理论的陈旧和指挥体制的落后未能充分激发出中国火药的技术效能

　　从火器研制的角度看，中国一直沿用缺乏精确数量概念的理论方法，如用“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伦理”学说，来解释火药成份搭配和燃烧过程，使得火药生产纯度不高，威力不能加大。而欧洲17世纪后打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门，火器技术随之大踏步前进。当时中国有过两次接近西方近代火器制造技术的机会，但都没有抓住。一次是明末徐光启等人引进和传播欧洲火器制造的先进理论，尝试转向以科学实验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方法。由于这批科学家的过早去世，更因为明末政治腐败、战乱频发，中国的军事技术一直没能迈入近代自然科学殿堂。另一次是清初康熙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铸炮。这一次中国处在政治昌明时期，但康熙也只是让南怀仁掌管铸炮之事，不知引进和推广欧洲近代火器研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欧洲近代火器先进理论传入中国的大门也随之关上。

　　从指挥、体制编成的情况看，古代中国的火器运用水平曾经达到一定高度，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到了清代乾隆、道光时期，指挥、编成体制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由于长期没有敌国外患，朝廷推行“只有马上枪箭熟悉者”

　　才被“勉以优等”的政策。而17、18世纪正是欧洲各国纷纷建立炮兵部队的时候，工兵地位逐渐上升，大西洋沿岸国家的近代海军也在火药化军事革命中竞相发展。这个时期欧洲的军事体制编制、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同期的清代火器制造技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进步，清军的野战、水战、岸防战术也严重滞后于世界发展。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落后对手一二百年。

　　五、危机意识淡漠、战略需求不足使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缺乏足够的推动力

　　自后金崛起于辽东后，几经征战歼灭关外明军主力，也获得了对关内明军作战的火力优势。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民众、农民起义军都不能抵挡清军统一全国之势，清军的火器都处于优势地位。长时间对敌作战的火力优势和一连串的胜利使清朝统治者满足于现有的火炮鸟枪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自诩“以武功开国”，反复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不愿组织研制新型火器，改善军队装备和国防设施。之后由于对外封闭，人们不了解世界的另一端在发生什么。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曾经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现象：“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危机意识淡漠和战略需求不足，几乎使古代中国的火药军事革命难以开展下去。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出现了近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回升，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终究没能赶上火药化军事革命前进的步伐。只有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才从此赢得了直面世界风云激荡的军事变革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