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胜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外交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价值推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权关怀”与“民主追求”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最常用理由。与因利益相争引发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冲突相比，价值推广更具迷惑性。许多人觉得，即便它在方法上不可行，至少“人家是为咱好”。“山姆大叔

　　”真的这么富于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吗？其实，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美国普遍引以为豪的价值追求中，基本内容就是“自由精神”与“民主制度”。美国经常不惜以损害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为代价，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人，似乎不乏“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但实际上，价值推广与利益追求既具有相对立的一面，更有同一性的一面。美国政府不过是在牺牲眼前的“小”利益，换取长远的“大”利益。那么，价值推广与利益诉求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呢？

　　首先，价值认同会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思维逻辑处理国际事务，使其“设身处地”、以“同情”与“理解”的方式看待美国外交政策。这就消除了对美国的抵触情绪，甚至“化敌为友”。美国目前在伊拉克进行的政治重建工作，依据正在于此。其如意算盘是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伊斯兰版的美式国家，并进而通过伊拉克的“样板”效应，使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价值观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共同追求。如此一来，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自然随着对美国价值的认同而趋于消亡。

　　其次，民主制度在政治决策上的特点是民意化、程序化和公开化。它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导致国家政策出现随意性与极端化。显然，一个“理性化”的政府要比情绪化的个人容易把握得多。在美国看来，一个“不可理喻”的政府是美国外部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基于此考虑，长期以来，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整合”世界，试图将各国纳入到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来，使其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游戏规则行事。

　　另外，政治决策的公开化也为美国防范可能和应对已经出现的威胁提供了采取措施的余地。

　　除以上安全利益之外，更有其经济利益的因素。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特点在于，它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统一市场与配置资源。因而打破国界阻隔，实现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而对于美国来说，其经济、技术水平处于世界的“高位”，全球化自然有利于其产品出口到处于“低位”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帝国的兴起。如果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今天的微软帝国，比尔·盖茨也就不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而民主制度则是各国开放国门的政治保障。一般认为，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联系。不过，虽说价值推广从长远上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由于它经常是以干涉别国内政为实现手段，所以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这就损害了美国的眼前利益。因此，在价值推广与利益追求之间，美国政府一般会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移动的。

　　一般来说，在国家安全或经济利益成为突出问题时，美国外交中的价值推广会让位于利益追求。冷战时期，美国自身的安全感都不足，当然也就无心多管别人的闲事。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对美国的制衡力量日趋消亡，现实的安全问题不再成为美国的心中之虞，美国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推行起价值外交来。

　　然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又一次面临重大威胁。为了赢得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与帮助，美国不得不把价值推广暂时放到一边，集中精力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在恐怖主义威胁基本消除以后，价值推广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将日益突出。不难预见，在经济全球化的目标实现以后，一直执著地认为“美国价值”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美国社会，会把政治制度与文化精神的“全球化”作为下一个目标。(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