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03年是全球经济不甚景气、地区安全危机凸显、恐怖活动有增无减的一年。国际形势的持续动荡，为纵横捭阖的大国外交提供了舞台；而和平问题在发展主流中的再度突出，又成为世人心中难以挥去的忧虑。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陆忠伟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后，对今年国际形势得出的总体印象。

　　危机年、外交年和反恐年

　　2003年首先是一个危机年，与此相伴，也是一个外交年。

　　陆忠伟说，美国今春发动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形势忽明忽暗，整个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然而，危机又为大国外交提供了舞台。各大国围绕危机开展的外交行动甚至超出了事件本身的影响。伊战前后，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大国与美国在双边及联合国范围就战争合法性的外交磋商，堪称“大外交”的典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鲜见。朝核问题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积极斡旋，促成北京六方会谈的举行。这可能创下又一个外交先例，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安全危机。今年的国际外交实践说明，外交活动可以解决或至少可以缓和一个地区的安全问题。

　　阎学通说，战争是2003年国际政治的焦点。今年全球经济形势不佳，但是人们对和平问题的关注超过经济。伊战虽历时不长，但其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先，它是美国为实施中东战略、巩固其全球霸权的一场战争；其次，这是一场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战争，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对大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世界对和平问题的关注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其突出表现是，各国对国防现代化更为注重，军费开支普遍增加。

　　在全球恐怖活动不断的形势下，今年又是一个反恐年。反恐怖活动在全球进一步展开，大国之间以恐划线，大国关系以恐调整。总的来说，美国以武力方式进行反恐并未奏效，世界反恐形势更显严峻。

　　陆忠伟说，从利雅得、卡萨布兰卡到伊斯坦布尔、莫斯科，今年的恐怖流血事件连绵不绝。恐怖活动又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手法更为残忍，反人性的一面更显突出，不仅要更多人死，还要更多人看；恐怖活动正从其诞生地向一国首都发展，以获取更大的政治影响，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的活动已从格罗兹尼、北奥塞梯发展到莫斯科红场，印尼的恐怖活动也从巴厘岛发展到首都雅加达；恐怖活动的攻击目标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前打击有安全保护的政府机构、外国军事基地等“硬目标”，到现在攻击几无安全防范的民用设施等“软目标”。

　　“9·11”以来，美国本土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恐怖袭击。总体看，亚太地区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目前高于欧美，中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亦不容乐观。在我国周边，从外高加索到克什米尔高原、从中东到东南亚的两条恐怖弧形地带已露出雏形。

　　阎学通说，伊战后的局面，使人们怀疑美国坚持的武力反恐方式是否有效。伊拉克以前没有恐怖活动，现在是“恐怖天堂”。恐怖分子以前没有明确目标，现在主要针对向伊派兵的国家。这造成了日本、韩国等国政府与民间就反恐方式的巨大分歧。萨达姆被抓对布什的政治前途有积极影响，但对伊局势的影响有限：抵抗力量一年之内还会不断制造麻烦；伊临管会内部矛盾得不到缓解；伊拉克与伊朗、叙利亚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依然存在。

　　大国关系：大西洋变宽，太平洋变窄

　　在经过2002年的剧烈变化后，今年的大国关系继续整合，大国外交有声有色。陆忠伟将伊战后的国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变窄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国关系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美欧：“两岸三地”　裂而不破

　　阎学通说，围绕伊战，欧美分歧空前暴露。这是大国战略关系的本质矛盾，即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美国要巩固世界霸权，而世界大国不愿意接受。在没有苏联威胁的情况下，法德等欧洲国家不愿接受美国霸权。在美欧不面临新的共同威胁时，它们间的裂痕只会加大，不会走向弥合。同时，欧洲国家对安全利益的不同认识，正导致欧洲内部的分歧增大。

　　陆忠伟说，相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使美欧联盟不致彻底分裂或分化成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另一方面，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日渐显现。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在解决国际争端、地区安全问题时，欧洲重外交、美国重实力；欧洲重过程、美国重结果。

　　“9·11”后美欧关系正处于转折期，出现了“两岸三地”的政治景观。一方是美国，一方是“新”、“老”欧洲。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希望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坚持多极世界的观点，客观上挑战了美国“不容挑战的”霸权地位；而美国的老盟友英国与波兰等“新欧洲”国家为了提高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会继续坚持“联美入欧”的政治战略。新的大西洋联盟的缔造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肯定的是，欧美将从意识形态上的联盟向利益联盟发展，各方将围绕各自安全、经济和国家利益开展合作，形成不同的盟友关系。

　　中美：淡化矛盾　增加合作

　　陆忠伟说，在太平洋两岸，大国关系的主调趋暖。通过小泉访美和日通过向伊派兵的立法，日美关系在伊战前后空前接近。日本在加强亚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在坚持“联美入亚”的战略，不断加深与美国的联盟关系。2003年，中美关系继续了“9·11”后出现的转折趋势，中美间合作的领域增多，如反恐、朝核问题，而矛盾相对不突出。最近，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美国也作出了与中国立场相近的表态。

　　中美关系今年也出现了一些障碍，如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快速增长，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这是中国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另外还要学习其他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经验。

　　阎学通认为，中美关系在近期是乐观的，但中美关系还没有发生质变。在国与国关系的几个方面，中美文化上是朋友，经济上是伙伴，但政治上仍是陌生人，安全上仍是相互防范的对象。中美关系虽有较大改善，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崛起未必有利于美国保持其霸权地位；其次，两国政治制度互不相容；最后还有台湾问题。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积极表态能否作为一项长期政策保持下去，还需要时间来考验。这一方面要看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中对中国的需求，一方面要看台独势力走得有多远。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单边主义思想，也是考量中美关系前景时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中日：两个“弹片”　一种趋势

　　陆忠伟说，由于日本国内保守主义势力上升，中日政治关系并未走出低谷，两国首脑至今未能实现正式访问。但中日关系在某些领域还是非常活跃的，如中国与日本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沟通，是甲午战争以来110年来所没有的事情。同时，中日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军舰互访的共识，还就台湾问题进行一些第二管道的磋商，都有打破禁区的义意。

　　中日关系的身体里有两块弹片，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小泉及其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日驻台机构举办了天皇的诞辰活动，都是这些问题的现实反映。同时，由于双方政府针对对方国民的“公共外交”开展不够，中日民间的相互不满也未能及时化解，如一些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问题，一些日本人在中国买春的问题等，人们往往会关注这些消极面，而忽视了中日关系的整体进展。

　　但总体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日关系已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再往前十年，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或经济摩擦的争吵会导致关系的全面停顿，而现在两国关系经得起争吵。即使在某一方面出现问题，对整个关系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加深，双边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日建立了经贸、安全磋商机制；双方就一些热点问题通过第二管道接触的机制，整体稳定系数增加。

　　前一个十年中提出的“亚太地区中、全球中的中日关系”，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如就朝核问题的沟通意见，与东盟搞“10＋3”合作，共同参加东盟地区安全论坛等，中日在地区经济与安全问题上虽有歧见，但共同点在增加。

　　中国外交初现“大思想”

　　　阎学通认为，中国外交在2003年继续走向成熟。这表现在：1、中国认识到和平的脆弱性，将国家安全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主要外交目标是维持和平环境，而不是扩大市场；2、中国外交越来越明确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宗旨，把自身利益放在利益体系的首位；3、多边主义思路明确，这非常符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又符合中国自身国力。自中国正式提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以来，这一外交思路已日益明确。胡锦涛主席出席南北首脑峰会，温家宝总理参加东盟“10＋3”会议，均是这一思路的体现；4、更加明确地将对外交往的重点放在周边地区，这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定位。

　　陆忠伟说，2003年是中国外交出彩的一年，“和平崛起”的大思想已见雏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威胁论颇有市场。为消除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疑虑，中国逐渐形成和平崛起的思想。首先，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必要担心中国会像过去日本、德国那样打破国际和地区秩序，甚至引发战争。其次，中国融入国际政经秩序并非“破”字当头，而是“入字当头，立在其中”。中国领导人在对周边国家的访问中提出“富邻、睦邻、安邻”的政策，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此外，中国在外交中兼顾了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没有因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与他国的博弈。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积极斡旋，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一方面，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本报记者　方祥生　夏茂盛　余晓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