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我一向认为，艺术是评不得的。一般化的作品自不待言，人们说起优秀作品，情到深处往往是那句“妙不可言”，换到艺术家口中，便是“不可言妙”———大凡在世间美的事物面前，任何赞美的语言都显得有些苍白和笨拙，这真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但是，艺术作品和所有的社会产品一样，既然是为人服务的，便必定要有人去评说。自古以来，李渔如此，冯梦龙如此，吴然的这部《军旅文艺评论集》也是如此。于是我们有幸看见了这些饱含见地的文字。

　　在赏析戏剧、文学故事和人物的时候，吴然的思绪常常处于游弋盘旋的状态，这和他的灵动的艺术气质有关。作为一名军人，他与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物有着血脉相承的命运走向，有着同喜同悲的情感共鸣，而多了一颗敏感之心的他常常比他所评介的艺术人物多了一点忧愁。他喜欢亲近那些命运多艰的艺术人物，包括那些为一个战略预案的形成而苦思的将军和为了一段失恋而神情恍惚的士兵，他靠近他们，细声细语地和他们谈心，情绪激烈地和他们争论，在双方都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他躲到了一边，观望那些月影斑驳下充满人性光辉的种种忽明忽暗的表情，然后做下记录。艺术评论文学不是在评价而是在倾听，倾听到最后万籁俱静，只剩下自己的心跳之声，评论者最终倾听的是评论者自己灵魂的韵律———吴然是这样一个颇具灵性的艺术家。

　　吴然喜欢“英雄主义”这个词汇，他认为人类生活需要英雄精神的支撑。他的关于“英雄”的定义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美学的双重影响，具有一种将平民道德神圣化的倾向。赞美精神的坚强、求索的固执和面对挫折苦难不屈不挠的人性之美，是吴然文字中流淌的精神主流。他既对在当代战争形态的变化中感到困惑的一代骁将的痛苦中发现了人格的魅力，也同时在因自己的社会位置而感到尴尬的“农家子弟”的悲愤中体味到了人性的美丽。他对一个朴质的村姑形象和对一个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典型模范”的关注具有同等的力度，就艺术本质而言，“英雄”的含义不允许“贵族化”倾向的存在。吴然的这个美学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吴然的写作和精力正处旺盛时期，尽管他自称“对岁月的流逝感到惶惑”。艺术评论的写作无疑是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它不但对评论者的学识是个全面苛刻的检验，同时也是对评论者的社会宽容度的考察。这是件不那么容易获得喝彩和讨好周边的事情。在不断地敦促自己警惕“无处不在的惰性”的过程中，吴然对“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世事沧桑有独特的领悟。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将继续写下去，这不但是因为他有这个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有创造生动生活的欲望，才华加欲望是无价之宝。不幸地宣布自己将继续把艺术评论进行到底的吴然，有幸给予并将继续给予我们一份愉悦和教益，而聪明的他知道，获益最丰的将是他自己，因为他由此获得了推动生命流程的动力，令他的日子充满创造的欢乐———吴然生来就是个智慧的劳作者。（解放军报2003年12月0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