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强

　　那是个新疆的冬天，是我考入军校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几十个部队干部子女被特招入学。那时候，我们一个个年龄不大、脾气不小，本事不大、架子不小，把父辈的功劳都记在了自己头上，贪图安逸、讲究吃穿，队长经常能点验出巧克力、饼干、果珍等零食，他一律没收。

　　队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河南人，短小精悍、声若洪钟、目光如炬，单杠能做到八练习。我们有一个同感，都觉得他的眼睛很有神，从来没见过眼睛那么有神的人。听说他是盯着蜡烛练出来的。他见我们的父辈，立正、敬礼，见了我们却只立正，不敬礼，而且一脸严肃，不苟言笑。

　　在军训动员会上，队长宣布，以后每一天夜里都有可能紧急集合，要随时做好准备。这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只有队长知道。别看我们表面上骄横娇气，其实外强中干，都害怕紧急集合。有一个家伙住在队长宿舍的上面，每天晚上他都拿一个碗扣在地上听下面队长房间里的对话，指望能听到关于紧急集合的只言片语。而我每天晚上洗完脚，都把袜子穿好，把背包带、鞋放好，想象着自己摸着黑也能迅速地找到这些东西。几乎每晚都是忐忑不安、如履薄冰地睡去。

　　眼看军训过了一半，我们一次紧急集合都没拉过。我依然洗完脚穿上袜子，他们依然每晚偷听，但我们的神经已经放松多了。这天夜里，我突然听到急促的哨声和楼道里乱成一片的脚步声，我一下子从深度睡眠变得极为清醒，那些脚步声意味着其他宿舍的人已经往外跑了，而我们才刚听到哨声！我们宿舍的四个人像疯了一样穿衣服、打背包，可是我越急越穿不上毛裤，眼看他们三个都快打好背包了，我把毛裤抽出来扔到一边，光腿穿军裤，这下利索了，一下就进去了。可是大家已经奔出去了，我踢拉着鞋，抱着被子拿着背包绳也跟着往外跑，上身只穿了一件秋衣。出去一看，已经开始整队了，我们宿舍的四个是全队最后的四个，我是这四个里面的最后一个。我跑到队列里，前后左右的战友都帮我整背包，好歹背上了。虽然我穿着秋衣，但在夜色中还不大显眼。我像没事似地站在队列里，不觉得冷，不觉得紧张，不觉得不妥。我想，紧急集合也没什么嘛。可见最恐惧的时候是在危险逼近的时候，越逼近越恐惧，而危险一旦降临，恐惧也不过如此……正琢磨着，队长向我走来，一句话不说，脱下了他的马裤呢军上衣让我穿上，我顿时目瞪口呆，全队人都看着我。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是该说声谢谢然后接过来？还是应该说完谢谢就断然拒绝？反正最后我穿上了队长的衣服，我成了一个上尉，而队长穿着一件绒衣，像个中学的体育老师。

　　那天晚上，可能是下雪反光的原因，夜色很亮。我们跑了10公里。班长在前，副班长在后，他们不时地点着全班人员的名字，问这个有没有事，问那个怎么样，大家都有力地回答：没问题！谁要不小心摔倒了，马上有好几个人去扶。谁的背包要是背不动了，大家都抢着去背。一种责任感、光荣感和悲壮感在我们心中升腾，此时的我们好像不再是弱不经风的公子哥了。到最后，大家的眉毛、胡子都结了霜，摘下皮帽子，头上散发着热气，可没一个服软认输的，都拼着命往前冲。那雪直往领口、袖口里钻，但是一点不觉得冰凉，反而有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回到班里，脱下队长的军装，我非常渴望马上再来一次紧急集合。我想穿着自己的军装再跑一遭，我想和战友们再比试一次！我不敢说一定能第一个冲出去，但我绝对可以保证不会穿着内衣站在队列里！从那以后，每个星期我们都来一次紧急集合，每一次都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锻炼，我们就在那一次次既痛快又痛苦、既期盼又恐惧的经历中，体会着男子汉的感觉，体会着胜利的感觉，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后来，我们毕业了。再后来，队长转业了。在送别宴上，我们几个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要拉那么多次紧急集合，那不是整我们吗？队长喝得很高兴，他说，就是要灭灭你们的骄娇二气！

　　那年的冬天真不冷，那是我热血沸腾的青春。（解放军报 2003年12月08日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