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江苏12月5日电 12月4日下午，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力行馆内济济一堂。

　　神州五号火箭发射总指挥、首次载人飞行航天功臣、南京大学兼职教授黄春平用他一贯醇厚的闽南普通话，引领数百名学子穿越时空的隧道，与他一道品味着中国千年来为圆飞天梦想所经历的忧伤与喜悦，平淡与辉煌。

　　神五发射的情景历历在目

　　关于火箭和飞船的关系，黄春平打了一个精妙的比方：它们好象是芭蕾舞中的男女演员，火箭是托举为主的男演员，飞船是备受注目的女演员。有了“男演员”成功的托举，飞船才会有举世轰动的精彩亮相。虽然火箭上天后燃烧了自己，一无所有。

　　面对国家巨额的投资，带着全国人民的厚望，每一次发射对黄春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都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每次发射现场他的兜里都装着救心丸和消化甘油，那是他怕万一承受不了发射时的紧张而备下的。但他从来没用过。

　　和历次黄春平主持、指挥的运载火箭发射相比，2003年10月15日更加刻骨铭心。“这是比以往任何一次的安全性更高，影响更广，科技含量更大的发射，因为是载人飞行，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担负的责任就更大，压力也更大。因为失败不起，没有退路，只能成功。”10月14日零点，黄春平从基地的宿舍出发，15日凌晨1点，各路人马正式上岗，各就各位，这时距离点火还有8个小时，黄春平没有象以往那样邀上几个牌友，打一场“拱猪”大战来减压，而是洗个澡就睡下了，这一觉竟然睡了4个小时，他知道这个时候再急也没有用。而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做的是稳定大家的心态，让他们相信自己。“平时对待质量问题要一路否定，才有在关键时刻的肯定。”

　　最紧张的时刻是火箭点火的那一刻。“火箭是玩火的，一旦点着离开发射台，谁也控制不了，出了问题就无可救药。而且，火箭点着了不是马上就升空。它有一个降压过程。一旦神箭6秒内还不腾起，我们就准备关机、断电。”嘀嗒，嘀嗒，当时几秒钟的功夫就象几分钟、几小时那么漫长。数到3。7秒时，长二F火箭终于带着盛开的菊花般的尾焰腾空而起，基地顿时响起一片鼓掌声。黄春平不能凑这个热闹，他依然紧张地盯着面前的荧光屏，紧张地注视着上面的两条曲线：飞行速度/时间曲线和飞行高度/时间曲线。

　　在送别杨利伟时，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黄春平的夫人那天也被接到发射现场，她也哭了。“当时我没哭，但看到杨利伟出征前向我们挥挥手的刹那，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中国载人航天任重道远

　　作为我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和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创新者，黄春平主持了多种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及三十几次火箭发射，多次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奇迹。在他的记忆里，航天事业是一项大喜大悲的事业，火箭发射的成功与失败都令他不能忘怀。

　　1997年6月5日，在史无前例的长征三号遥十四火箭发射当天，就在点火前的40分钟，发射场上空气候突变，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而火箭最怕的就是触雷。担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的黄春平和总设计师当即决定：不能实施发射。但是，火箭已经加注了液氢液氧燃料，一旦泄漏，就会引发爆炸，箭毁人亡的悲剧在所难免。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思考与备战之中，从土办法到高技术办法，黄春平能想的都想了，能试的都试了，非常见效。白天忙活完，他还得在夜里经常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就在航天史上绝无仅有的氢氧燃料同时泄出的那个晚上，黄春平一刻也没有睡，一直在忙着组织为火箭清理、重新加注燃料。5天后，6月10日，黄春平克服了多项技术难题，精心组织了再次发射，圆满完成了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这也是黄春平有史以来遭遇到的技术难度最大的一次挑战。

　　黄春平坦言，载人航天飞行工程其实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是集体的功劳，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他感到的是一种压力。“喜悦过后，要有清醒的头脑。掌声过后，一切从零开始。”有人曾劝他功成身退，为自己画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他觉得他不能这么自私，他还想再为祖国效力。

　　谈及中国载人航天飞行下一步的发展思路，黄春平坦言任重道远，还有好几件事要做。总的来说，我国的火箭技术已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但运载火箭的花样太多，有十几种，需要进一步组合化、系列化、标准化。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研制出无毒、无污染的推进器，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以及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对于我国载人飞行的前景，黄春平从科学家的角度分析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仅是我国载人航天飞行工程的第一步，是第一期工程。估计后年我们还要发射神舟六号；第二步就是建立短期有人照料、长期无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如果单从技术层面预测的话我国2010年左右就能建立；第三步就是建立长期有人照料、20吨重的空间站。当然，更远的将来还可以探月和登月。

　　你们要有坚定的信念

　　“基础一定要打好，你们都很聪明，否则考不上大学。同时，自己还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我的深切体会。”

　　对于求学之道，黄春平动情地说起了自己少年求学时的艰苦。他笑言自己做过工、种过地、扛过枪、跨过江。

　　他7岁就去给别人当厨工，洗菜、摆筷子，干了2年，解放时就剩父亲、母亲和他的三口之家还欠人家3千多斤谷子。上初中一年级时，不到50岁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只好出去给别人当保姆挣钱，那时家里2岁的弟弟和七岁的妹妹全靠上初中的黄春平照顾。那时，学校离家有10里路，直到高中前黄春平连草鞋也买不起，都是光着脚板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一到夏天脚上全是蚊子叮的大包。有一次，他光脚上山砍柴，已长满老茧的脚掌还是给硬而带刺的灌木枝戳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他把脚简单包扎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下山回家，柴当然也没砍成。“至今，我的手上、脚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现在别人都说我身体很好，不像65岁的人，这不是吃的好，那个时候一年有2/3的时间吃地瓜，而是那个时候跑路跑出来的。后来我参加过福建省运动会上的800、1500米比赛，因为既有速度又有耐力。”从初二到高二的那段时间，黄春平每天早上他5点起床，自己做饭、吃完饭后就把弟妹喊醒，帮他们穿衣、洗漱、做好中饭，才去上学；下午一下课就以最快的速度步行回家，照顾他们吃完饭、上了床之后，自己才能点上煤油灯，在家上晚自习。

　　黄春平一心想念书，小学只上了2年半，然后以第6名的成绩考进初中，中学时数学连续考过好几次满分，好学、肯吃苦、经常还辅导同学的他深得老师的喜爱。初中毕业他想考中专，但爱才的老师一定让他要上普通中学，他又以优异的成绩免升入本校高中。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后，一个月只有4元钱的生活费，就这样，他还要从自己可怜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寄往家里。有一个夏天，为了节省回家的费用，他背着在学校买的几个馒头，拎着一张破凉席，每到一个火车站，把席子就地一铺，凑合一夜。一路倒了几趟慢车，才从北京回到福建的家。从初中到大学，他一直靠甲等奖学金完成学业。直到工作以后，黄春平的境况才逐渐好起来。“可能是以前太多的苦难，练就了我现在处变不惊、乐观平和的心态”。

　　已为南大兼职教授的黄春平对南大的学子们也寄予了厚望。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学习，将来学成之后也能投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繁荣强大作出自己的努力。(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