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家航天局一位副局长去美国访问，并利用有限的时间与当地华人展开交流。

　　“您是干什么的？”一位华人问。

　　“航天。”这位局长回答。

　　“那具体是做什么的？”

　　“飞船，火箭。”

　　这位华人惊奇了：“中国还能搞这个？”

　　11月27日，应邀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向广大高校师生讲述这个发生在自己同事身上的故事。

　　航天“少帅”袁家军也说了自己几年前研制飞船初期的一个遭遇，俄罗斯一位同行对于中国想搞航天技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就是要搞一个政治飞船去玩一玩。

　　然而，短短几年过去，中国人再次以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不仅能造出“两弹一星”，也能搞成载人航天！

　　美国的华人们争相传看一位著名美国专家的评论：在茫茫黑夜中，“神舟”五号将像北极星一样明亮。当我们望向遥远太空时，会看到中国人的光荣。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集到中国美丽的弱水河畔———“神五”腾空而起的现代化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场。当年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升起的地方，从1999年起，见证了“神舟”飞向太空的每一次辉煌。

　　就在今年春节，当张庆伟、袁家军等航天“少帅”悄悄离开弱水河畔，前去看望“两弹元勋”钱学森并汇报“神舟”飞船有关情况时，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说，“今天你们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技术条件自然是今非昔比了，党和国家又非常重视。你们今天搞成了，很了不起。”

　　作为继“两弹一星”后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工程，与当年白手起家不同的是，载人航天工程一开始就承继了无数前辈创业者留下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老帅”“少帅”深情相对，两代航天人的心紧紧相联。从进军“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飞行成功，45年风雨，弹指一挥间。一代一代青春的身影走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走过冰冷潮湿的沼泽野岭，走过寂寞孤独的实验室，走过与生命之神较量的惊心动魄的试验场。

　　就在发射中心附近，有一个烈士陵园，600多位为中国航天事业献身的英灵在土地中安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飞上蓝天、飞向太空。

　　特别的精神照亮了特别的青春，这里让我们撷取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过程中的一些片段，表达对于祖国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默默奉献的英雄们的敬意！

　　特别能吃苦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今天的航天人虽然不再从一穷二白起跑，却同样面临各种诱惑需要舍弃，面对没有外援去自力更生。

　　艰苦条件锤炼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地窖里的妈妈和10个鸡蛋

　　1959年的秋天，大漠深处的我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核试验基地———马兰，一声嘹亮的啼哭把金秋的胡杨林装点得更加灿烂。核试验基地的第一个婴儿在一间地窖里诞生了，全基地都在庆祝“我们后继有人了”。大家搜遍基地，找到了10个鸡蛋。基地首长小心翼翼地捧着它，送给在地窖里坐月子的母亲。

　　●一个航天母亲的来信

　　珊珊，我的宝贝：

　　每次在电话中听到你稚嫩的声音，妈妈的心中总是涌起无限感慨。

　　妈妈已离开你很久了，现在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这个地方的四周是由沙石组成的茫茫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人烟稀少。

　　妈妈现在呆在那片戈壁滩上，和许多人一起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想做的事，就是让中国的航天员能到星星居住的太空中遨游。在遥远的太空中，可以做很多地球上做不到的事，上过太空的种子可以结出又大又好吃的水果和蔬菜；太空中的风景非常好看，到那儿去旅游一定景色很美，说不定还会遇到外星人。怎么样，太空很有趣吧！我们马上要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神舟”飞船把第一位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吧。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妈妈做的事，你是不是为妈妈而骄傲？

　　我的宝贝，妈妈天天想着你，你也想着妈妈吗？妈妈答应你，等到飞船成功地遨游太空，中国的航天员从太空返回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回到你身边，和你一起做游戏，再对你讲太空美丽而神奇的故事，好吗？

　　34岁的毕雨雯是上海航天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试验队的总调度。和许多航天人一样，她对工作没有遗憾，最大的愧歉就是自己的家人。

　　由于工作忙，毕雨雯无暇照顾孩子，女儿还在襁褓中时就交给了远在安徽的年迈双亲抚养，直到3岁才接回上海。

　　今年7月，她离开上海前往酒泉，三个月没有回家。同行的还有上海航天局120名科技人员。8月，毕雨雯从酒泉基地给女儿肖雪珊写了这封信。

　　半个世纪里，一代代航天人一直在续写这样的故事。杨利伟一家人一直不知道杨执行的真正任务，儿子杨宁康也不知道爸爸究竟在哪里，在首飞太空的半年前，他还在作文中写到：爸爸的工作太忙了，很难见到他一面，好在我手中有爸爸一张照片，看到照片上爸爸的雄姿，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其实，别说他们的家人，就是亲身参与“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英雄们，不少人一开始也不知道奔向何处。

　　●我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上个世纪5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从四面八方秘密向大西北开进，形成继解放大西北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开始了导弹、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巨大工程。

　　一群群骆驼向戈壁荒滩深处走去，这些背着炒面、住着帐篷、用冰化水、口嚼干菜的军人，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在荒漠上挖了十几万个地质坑，确定核试验场的布局。后来，选定的地方被认为不妥，上级要求部队移师罗布泊。

　　说实话，这些拿惯了枪的军人们并不习惯挥舞铁锹、地质锤，他们不问为什么在地上挖坑是基于“不该问的就别问”的习惯。可这回，他们忍不住了：我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

　　我们国家要制造导弹、火箭、原子弹，我们就是去给它们建家的！振奋之后的军人们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扛过枪的肩膀扛起了枕木，铁路专线在一米米向“家”延伸。沙暴多次淹没这条生命线，有时连路旁的电线杆都数不清了，可它就是没有误过一趟车。因为，这儿有一支我军惟一的专门负责扒沙的“特殊兵种”，他们用双手与沙暴较量着。

　　●通往罗布泊路上的夫妻树

　　在通往罗布泊的路上，有一棵树。

　　当年，到罗布泊是一项“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神秘事业。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了。当来到这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彼此的目标是一致的。意外和惊喜不言而喻。张爱萍将军听说这个动人的故事后说：就把它叫夫妻树吧。

　　当年，一批批热血青年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通往罗布泊的道路。核试验基地急需大型电影经纬仪，沿途须经盘山险道、河川、峡谷。没有路，运输人员带着推土机、炸药包和炒面，一边修路一边走，120公里的路，走了3天3夜，将设备安全、及时地送到基地。

　　“娃娃博士”邓稼先带着从各地调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踏上了这条漫漫长路，没有书，就从最基础的3本书学起；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手摇式计算机日夜运算，装计算稿纸的麻袋堆满了房间；没有办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没有现代化的设施，就从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外加十几支蜡烛和几把手电筒，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

　　●黄春平“西天取经”

　　就这样，一代一代有志青年，在通往罗布泊的道路上，踏着前辈的足迹，从上个世纪一直走到今天。

　　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黄春平和他一帮年轻的同事们，依然对那两千公里的“西天取经”路记忆犹新。

　　2002年末，“神箭”要四送“神舟”。11月16日上午，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火箭上的一个器件“发了脾气”，外安系统的连续波应答机备份产品发射部分无功率数输出。

　　在日程表上，18日连续波应答机要参加在发射场的对接测试。如果不能及时更换和分析出结果，将直接影响整个发射进度。

　　年近60的黄春平顾不得午休，召集有关人员筹划救急方案。最后，他决定走从发射场到银川的新路，而他将亲自随车奔赴银川接产品，同时，把故障应答机交给成都厂方的来人。

　　下午4时，黄春平率领年轻的同事们踏上来回两千公里的征途。

　　大漠昼夜二十七八摄氏度的温差，盘山路，断油，戈壁……

　　第二天上午，他们赶到机场时，离飞机降落仅有18分钟。在中午饭的饭桌上匆匆交接完仪器后，黄春平们又马不停蹄地踏上归途。干粮和结冰的矿泉水就是晚饭。戈壁起风了，大漠下雪了。在天地混沌中，17日20时40分，黄春平一行平安地赶回了发射场。

　　跨出车门，黄春平哈哈大笑：“我可尝到了唐僧西天取经的苦头了。”

　　●把买车的钱省下来

　　在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指挥高铭的心里，一直铭记着一位老专家的身影。

　　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身处上海的这位年过60的副所长，每次来北京参加调度会，只选择一种交通工具———火车硬座。看着这位老专家开会时熬得通红的眼睛，高铭心疼了：“您老怎么不坐卧铺啊？”

　　老专家的回答让她动容：“任务组经费非常紧张，我自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和这位老专家一样，多少航天人宁肯委屈自己，也绝不让自己的事业“吃亏”。

　　一位参与载人航天项目的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的年轻科学家谈起一次“激烈”的争论。

　　他所在的空间综合电子技术研究室科研条件比十几年前好多了，积累了近百万元的科研发展基金，有的同志建议买部汽车改善改善条件。

　　但大家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认识到：今天搞航天仍然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在研制工作中尽量降低成本，节约开支，买车要比依靠社会交通服务花费大，目前还没有工作需求。

　　买车计划“流产”了。而当年载人航天研究中计划拨款偏少，严重的影响了研制进度，研究室毅然拿出了多年积累的科研发展基金几十万元，购买了示波器等急需的科研设备，按时完成了当年的科研任务。

　　这位年轻人打趣地说：“我们自己多吃点苦，航天任务就少吃点苦”。

　　特别能战斗

　　从1945年到1983年，地球上已爆炸了1469个核装置，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角逐场正从地球表面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一次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在病榻上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被他们抛得太远。

　　严酷挑战铸造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回响的警钟

　　1984年和1985年初，《参考消息》刊登了这样两条消息：“一批销密文件表明，1953年美国曾想用核武器攻击中国的援朝部队。”“1954年，美、英等国曾考虑用核武器进攻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这回响的警钟在新中国一成立就一直在我们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心中鸣响着。

　　1949年末，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帮助新中国购买了科研器材和书籍后，让得意门生钱三强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从铭心刻骨的“596”到“921”

　　上个世纪50年代，时任国防部五院总体技术室主任的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已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来中国最北端的这个边境小镇满州里了。

　　除了1957年12月按期接回了那颗“P—2”教学导弹外，苏联人承诺的原子弹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却迟迟不见踪影。

　　那时，苏联的铁路是宽轨，我国的是窄轨，双方车辆不能接通，得靠人力转运东西。要来了，要来了，一次次的希望后是一次次失望。最后，任新民等来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声称要“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的函告。

　　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从此，中国给自己还未面世的原子弹起了一个让人铭心刻骨的名字“596”。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科学家们丢掉了“拐棍”和“依赖”，“两弹一星”的精神开始萌芽。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台湾海峡局势严重，美国又以几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并多次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不得不加快原子弹的研制步伐。

　　事隔多年，钱三强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是感慨万端：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24年，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当“两弹一星”的成功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的飞天梦也正在孕育之中，尽管直到20多年后，这个被尘封多年的梦才飞出。

　　世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高科技与高技术产业，更加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11月，在格雷厄姆将军“高边疆”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前苏联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高科技发展纲要，法国有“尤里卡”计划，当时的西德有“欧洲防御”计划，日本有“全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在这些计划和战略中，航天技术被各国列为重中之重。

　　1986年3月，发展载人航天被列入了著名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像搞“两弹一星”一样搞中国自己的载人航天工程，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

　　从此，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有了自己的专有代号“921”。

　　●这支人才队伍是比“神舟”五号工程“更可贵的成果”

　　航天“少帅”袁家军的一个头衔是国际宇航联盟的副主席，可是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国外同行对中国的航天技术并没有足够的了解。

　　在研制飞船的初期，中国希望向世界航天先进的大公司学一些东西。当时，俄罗斯的同行对此非常关注。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中，袁家军感觉俄罗斯同行并不相信中国同行的话。俄罗斯同行甚至认为中国就是要搞一个政治飞船去玩一玩，他们建议：干脆你们别搞了，我们帮你们做一个就行了。

　　眼见为实。由俄罗斯宇航界大公司领军人物组成的豪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在参观北京航天城和飞船研制现场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人是要动真格的了！而更让外国同行吃惊的是：中国有实力相当强的航天人才后备军。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的：令人注目的是，40岁上下的中青年专家已成为中国航天的主力。

　　年轻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说：在承担运载火箭和飞船系统研制工作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约有一万人从事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其中三分之二是年轻人。他们当中不少人走上了关键的领导岗位。

　　对于这批“少帅军团”，有人评论说，这些才华横溢的航天新秀“足以令竞争对手感到震惊”。

　　年届七旬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神舟”五号工程培养、造就了一批年轻、有才华、组织能力强的科技人才，这支人才队伍是比“神舟”五号工程“更可贵的成果”。

　　在戚发轫当院长时，他选任袁家军当院长助理、飞船项目常务副总指挥。在“神舟”二号发射时，他又把总指挥的担子交给了袁家军。

　　“你为什么选中了袁家军？”有人问。

　　戚发轫的答案很简单：年轻人是事业的希望，我37岁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袁家军33岁就当了副院长，他37岁当飞船总指挥发射飞船肯定行。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科研人员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航天员一次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冲击，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挑战和机遇并存。

　　随着“神舟”五号发射成功，鲜有来往的美国航天局给中国航天局打来电话，商谈共同合作国际空间站的事宜。

　　法国首位女宇航员克洛迪·艾涅尔通过电话，与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进行直接对话。他们一同分享宇航员的艰苦，航天的经验。

　　……

　　鲜花与掌声，无数关注的目光投入中国。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欧洲航天局科技室主任戴维·索思伍德教授在今年9月称：“当中国人将航天员送入太空后，它将改变一切。”

　　特别能攻关

　　一家境外媒体在评点中国“神五”发射成功的言论中指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虽然都紧步美俄两个超级强国的后尘，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美俄用了几十年，而中国用了几年。而一位年轻的航天少帅这样说：我们肩负着青春的使命和责任，永远追攀世界科技的最高峰，瞄准当今航天科技发展前沿，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自主创新———这始终是中国制造“撒手锏”的“秘密”。

　　崇高使命激发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精神。

　　●小邓要参加“放炮仗”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出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一个像宝石一样在矿脉里埋藏多年的名字发出了巨大的光芒。邓稼先1950年从美国回国，与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一起，参加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他当时才27岁，被专家们称为“娃娃博士”。

　　1958年初春，一位负责人把邓稼先叫到核工业部部长办公室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

　　邓稼先立刻明白这是要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这天晚上，他一夜未眠。他告诉妻子：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和身影都消失了，他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其实，对于原子弹，当时的邓稼先也只是个学生，成天宝贝般地捧着那本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俄文版的、全国独此一本《超音速与冲击波》看。

　　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中国人决定自己搞原子弹。邓稼先，这个昨天的苏式原子弹仿制者，今天被历史选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他们要用数学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他们敲打着陈旧的电动计算机，为苏联专家随口说出的一个不确的数据，他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算了九次，耗时几个月。最后又请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人从物理概念出发进行估计，结果证明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儿时好友。带上诺贝尔奖光环的杨振宁回国探友，老朋友却不能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工作，在干什么。临走，杨振宁问老朋友：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参加搞的？

　　邓稼先惊愕极了，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说：如实告诉杨先生。当杨振宁在上海市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收到邓稼先的加密急件，看到邓熟悉的笔迹写着“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的时候，他起身独自去了洗手间。

　　邓稼先的妻子是许德珩的女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老师)来好友许德珩家串门，说起了原子弹。

　　许老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了出来？”

　　严老笑个不停：“嘿！去问问你的女婿吧！”

　　“我女婿？”许老惊愕不已：“邓稼先？”

　　五四时期一首歌曲广泛流传。杨振宁认为此曲是邓稼先的写照：“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于敏打到了一只“松鼠”

　　1965年末，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于敏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到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第二天，邓稼先就急不可耐地坐飞机看这只“松鼠”去了。

　　这只“松鼠”就是当时氢弹理论研究的“拦路虎”，为了赶走它，于敏带领一帮年轻人整整奋战了100天，一条条长龙似的打印纸带上，布满了蝇头小字，检查，分析，计算，讨论。那只“松鼠”终于落在了于敏他们的枪口下，攻克氢弹的第一炮响得很漂亮。

　　●导弹坠毁了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点火升空，人们的欢呼声刚刚出口，却见导弹摇晃起来，在69秒时、离发射台680米处坠毁。

　　此刻，导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任新民的心也像那枚坠毁的“东风”二号一样，碎了。没有导弹做运载工具，光有原子弹，就像西方国家讽刺的“有弹无枪”呀。

　　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嘛。聂荣臻元帅的话既是安慰，更是鼓励。

　　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全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长达130秒的试车，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无数次试验，失败，成功，成功，失败……青春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时，金属物理学家、核武器研制的试验部主任陈能宽的当家工具就是那把壶了。为给爆轰试验提供炸药部件，陈能宽带领一帮年轻人，在长城脚下做第一发爆轰试验。他们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自己动手浇铸工件。用马粪纸做炸药药模，焊接了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胶布、胶带和万能胶，则被誉为了爆轰试验的“三大法宝”，“真正的白手起家呀！”

　　●吴燕生的好觉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航天人有了更为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然而用生命进行攻关的本色不变。

　　套用老百姓的话说，航天“少帅”吴燕生属于天塌下来都能睡得着的那种人。

　　1989年，刚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吴燕生碰上一件大事。中国“长征”火箭首次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制造的卫星。

　　馅饼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卫星的制造者休斯公司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可问题是，休斯的卫星在诞生之初就面临一个先天毛病：卫星在星箭分离后不能自动起旋。

　　吴燕生和几位同事承担这一合同的重要部分——卫星姿态的研究。这个重任在肩的毛头小伙子好像没事人一般：足球照踢，乒乓球照打，有时还会在电脑上玩会儿游戏，玩到高兴时一个人还会偷着乐。不过，心里有数的吴燕生每天都在办公室呆到很晚。一个多月后，吴燕生和同事拿出了一份完美的设计方案。

　　此后，崭露头角的吴燕生相继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可靠性设计、逃逸系统设计和型号总体设计方案。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曾有人问吴燕生搞“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设计时压力大不大。“没感到太大的压力。”他笑着说。另一个版本的答案则是：接受这个任务后，吴燕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上了近两年的“晚自习”。他的成绩是不仅对被称做火箭“细胞”的数万个零部件了如指掌，而且对火箭研制的每一项工艺、每一道计算程序都了然在胸。

　　古代的文人说了，功夫在诗外。

　　2003年10月14日晚上，已经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吴燕生早早入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上午9时整，“神舟”五号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发射升空。当飞船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后，吴燕生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了身边一位老同志的手。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掌心满是汗水。

　　●不远处，一座座的墓碑

　　在发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这4年时间里，“0”号指挥员一直是郭保新。这位首席指挥员还有一个身份：心理治疗师。其实他的治疗很简单：如果哪位同事想不开，郭保新就把他轰到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去走几圈，琢磨琢磨。

　　郭保新的解释是：面对这些躺在地下的战友，还有什么事想不通？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我们活着，就得做到最好！

　　到烈士陵园去静思也是郭保新最好的减压方式。

　　“神舟”五号发射前，巨大的压力如山般袭来，郭保新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为了给自己减压，10月14日，郭保新又悄悄地来到烈士陵园。

　　他静静站在聂荣臻元帅的墓前。大漠夜空，点点繁星在远处闪耀。

　　立正！敬礼！郭保新以军人的方式向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宣誓，也是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沉着冷静！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戚发轫的签名

　　几年前，中国航天代表团访问俄罗斯。

　　在著名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戚发轫亲眼目睹了“联盟”号飞船发射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个“镜头”更是刻骨铭心：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火箭傲然矗立，整装待发，3名身着白色宇航服的航天员，昂首阔步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在他们即将进入“联盟”号飞船之时，飞船的总设计师健步走上前来，当着3位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与航天员们一一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上天的。

　　戚发轫期待着这一天，自己也可以作出同样庄重的承诺。

　　为了这个实现这个承诺，戚发轫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要求同事。

　　在1999年11月发射试验飞船之前，有人提出：火箭升空到一定高度工作结束，该与飞船分离的时候，万一分不开咋办？于是，工程总体就要求飞船上再增加一项能让航天员手控发送分离指令的功能以防万一。由于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一些人带着抱怨情绪议论纷纷。戚发轫宣布：

　　只要是为保成功，保航天员安全，一个字：干！

　　结果为了这一个干字，几年来，戚发轫和他的同事们为增加飞船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绞尽脑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半点不敢懈怠。

　　2003年10月15日上午，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杨利伟健步走向飞船。

　　满头华发的老科学家迎上去，当着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戚发轫。

　　特别能奉献

　　从“两弹一星”到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汇聚了全国数千个单位、几十万人的科技大军，形成了空前的社会大协作体系。很多人至今也许都不清楚，自己在平凡岗位上的淡泊名利、兢兢业业的工作，已成为巨大工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团结奋斗培育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没有协同，就没有一切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研究院能包得下来的。除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以外，先后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例如，“两弹一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制造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而一些重要元器件是电子部、邮电部制造的。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承担了核弹研制的科研协作公关项目。

　　第一颗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团结协作，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没有协作，没有各科研机构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8月1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虽然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1959年9月，第二台计算机出炉，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无私又齐心的配合，核武器研究所当时那么大的计算量，“几年也算不出来”。

　　载人航天工程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更是离不开协作和奉献。科技攻关是这样，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也是这样。

　　为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尽管14名航天员中仅可选出1人率先升空，每个人都为升空刻苦训练。5年来，航天员平均每人只休过一次假。

　　被选入首飞梯队的聂海胜在飞船标准调整后，体重超过1.5公斤。他抓紧进行大运动量的减重锻炼，最终成功地将体重保持在标准之内。

　　当杨利伟被最终确定为首位宇航员时，队友们除了衷心的祝贺外，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力保首飞万无一失。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政工部部长王春河在戈壁大漠深处写的一首题为《神箭神人》的七绝诗。诗中有云：执掌神箭人亦神，大声大气咤乾坤。陶来深处塔架高，睹君挥手唤风云。(注：陶来，蒙语胡杨)

　　“神舟”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回忆说，当时很多地面人员含着眼泪送杨利伟登上了飞船，又用同样的泪水迎接他的胜利归来。

　　●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99年9月18日，祖国为“两弹一星”的功臣们颁发勋章，人们在祝贺这些功勋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64年，在姜圣阶和张沛霖等专家的指导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张同星等人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

　　当年5月1日，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各协作单位在两年里，研制出1000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为了掌握这项技术，他在半年的苦练中瘦了15公斤。

　　在加工某型核武器的关键部件时，50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他坚决拔掉输液的针头，来到机床旁，咬牙加工出了所需的三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就又被送进了医院。

　　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把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而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

　　关键时刻，有18位勇士站了出来，将测试车及时抢出，保住了数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现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带队乘坐运载火箭的专列前往西昌。当时火车在重庆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栾恩杰记得很清楚，承担保护任务的当地派出所所长走上前来，与大家简单聊了几句。

　　火车开走不到半个小时，噩耗传来：那个所长牺牲了。因为一个人看出这列火车与众不同，企图制造事端。还没来得及行动，这个人掏出手枪进行射击，所长和所长夫人同时牺牲。

　　没有人统计过，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有名的、无名的人们在默默奉献。

　　因为没有人数得清楚。

　　●哪里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回想当年，一面是新中国初升的太阳，一面是海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不知多少海外赤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归国，他们中间的许多专家后来成了″两弹一星″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物理学家赵忠尧归国途中被驻日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家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作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物理学家彭桓武被问到为什么要回来时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却被无理拘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年之久……

　　如今，同样的诱惑摆到现代航天人的面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在地航天桥，离中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不过数公里，但科技人员的薪水却相差好几倍。37岁的飞船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张智曾多次拒绝高薪聘请，他说：“看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我们手中一天天变为现实，这样的自豪与喜悦哪里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相对于研制“两弹一星”的艰难困苦，或许，今天航天人的奉献更在于舍弃：舍弃繁华多元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甘于寂寞，舍弃功成名就的机会而选择成为伟业工程中一颗小小螺丝钉。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很多人已白发苍苍，很多人甚至听不见成功的掌声，不能亲手捧起胸前的勋章，然而他们将最耀眼和灿烂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他们无怨无悔。

　　昔日青春梦想，终于成了光荣，光荣又孕育着新的青春梦想。我国已经宣布，实施探月计划，建立太空站，进而飞往火星……我们的飞天之梦，将在一代代人的传递接力中，飞翔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