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应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rimer)访问了中国。米尔斯海默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享誉国际学术界，他认为：为了最安全的生存，大国必然追求地区霸权，而水域的阻遏力量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在国际政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冲突不可避免。根据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使中美之间产生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同时作为学者，他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多 有批评。

　　应本报之邀，米尔斯海默教授(左)与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右)进行了一次对话。中外两位著名学者就美国外交政策、大国关系及中美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美国不会成为单极霸主

　　米尔斯海默：我们可以从美国近来的对外政策谈起。为了理解布什的外交政策，我们应该把他现在的外交政策表现同他过去的外交政策表态进行比较。当布什只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标榜自己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他批评克林顿总统在外交方面做的太多，而且对美国的益处不大，说克林顿政府在世界各地卷入太多的“国家重建”事务，疏远了传统盟友，在国际事务中过分使用武力，在对华关系上过分强调“接触”，忽视“遏制”。

　　布什上台之初的外交基本上是按照温和的现实主义日程展开的，但在“9·11”之后，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第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非常崇尚单边主义，放弃了重视传统盟友的多边主义路线。第二，美国政府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彻底改造世界，伊拉克成为第一个试验场。第三，布什政府展开了一场历史罕见的野心勃勃的“国家重建”计划，美国不仅要让伊拉克民主化，而且要成为改造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工程师”———当然这个使命要由美国军队来完成。第四，布什改变了对华强硬的态度，对中国更加友好。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和美国现在的地位相关的，美国这样做，是因为它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很多人都说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我不同意。我认为世界上只能存在地区霸权，美国只是在西半球获得了地区霸权。

　　秦亚青：我同意米尔斯海默教授很多关于布什外交政策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布什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其主要特征是：一、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二、强调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除此之外，“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美国的价值体系作为美国外交的目标，并试图用武力推广给世界。这显然是无法成功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例。这一行为不仅使美国将大量人力、财力和资源投入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而且疏远了阿拉伯世界、疏远了美国的传统盟国，代价极其昂贵。况且，美国忽视了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国与国之间增加对话、尊重多样化的呼声，企图用单一的模式“塑造世界”，这与世界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米尔斯海默教授强调美国只能是一个地区性霸权国，不可能成为全球的霸主。这一点我比较赞同，美国依靠自己的单边主义不可能解决世界各地区发生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新保守主义”在外交事务中动武的对象也具有很大的选择性，通常只针对小国，而不对大国。总之，布什试图用单边的军事手段推行美国的价值体系，而这一路线又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选择性，因此可以称为“选择性的新保守主义外交”。这一“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中最强硬的一面目前已经呈现衰退的趋势，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已经部分地回到了联合国，原因就是单极世界之梦是难以实现的。

　　大国的悲剧可否避免

　　米尔斯海默：秦教授刚才的发言涉及到了美国在世界中的形象问题：美国为什么被人仇恨？很显然，目前的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存在着对美国的深刻敌意。对于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阿拉伯人仇恨美国的价值观、文化、民主和社会制度；二、他们恨美国的外交政策。“9·11”事件发生后，很多美国人都从前一种解释来理解阿拉伯人仇恨的根源。而大量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并不仇视美国的制度和文化，相反他们相当尊重美国的这一切，阿拉伯人仇视美国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布什的外交政策。美国支持以色列、支持中东的某些专制主义政权、还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并占领阿拉伯人的领土。这足以激发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宗教仇恨。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仇恨态度不仅存在于中东地区，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而布什政府依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们应对的措施是为自己的政策做公关，到世界各个国家“推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似乎不明白，其他国家并不是不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它们就是反对这些政策。

　　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上，在此前提下，霸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国家都有追求霸权的欲望，因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都没有更多选择，只能选择安全竞争和追求霸权。所以，当代世界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一个大国政治悲剧的世界。

　　秦亚青：我并不如此悲观，我认为国际关系和大国政治的形态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和进步。21世纪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不会等同于20世纪、19世纪的国际关系。人类一定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

　　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避免历史悲剧的循环，并且实现合作与治理。这个观点具有某些建构主义的色彩———也就是，相信建设性的交往和互动能够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和平。事实上，我的结论更多出自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这20多年中发生的变化是我们过去所不能想象的。之所以发生这些改变，首先是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变化。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和观念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因此国际关系的内容和活动也会发生变化。变化和进步是可能的，事实上一些实质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例如，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建立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系)仍然存在，民族国家也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已经形成，并且在调节国家间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有利于促成国际合作的。

　　米尔斯海默：我并不认为联合国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联合国只是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一个工具。大家记得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他为什么下台了？就是因为美国不喜欢

　　他，奥尔布赖特不喜欢他。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明显，美国想让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支持它动用武力，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美国就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大国不喜欢国际组织，小国喜欢国际组织，这是因为国际组织会约束大国的行动自由，而小国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约束大国的行为。

　　秦亚青：既然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大国不喜欢国际组织，我想到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新趋势是更加重视多边外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俄罗斯、中亚国家组成上海合作组织；同东盟举行“10＋3”、“10＋1”的对话，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动议。中国的这些多边外交举动表明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重视，也希望通过国际制度与其他国家进行更好的合作。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是越来越不喜欢国际组织，而是越来越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显然不喜欢联合国，但现在却又回到联合国来了。

　　20-50年后的中美关系

　　米尔斯海默：大家都很关注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是友好的。因为“9·11”事件后，两国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实现了合作。伊拉克战争后，中美关系由于两个原因可以变得更加密切：一、朝鲜核问题，美国不能像在伊拉克那样进攻北朝鲜，无法独自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二、美国已经深陷“伊拉克泥潭”，无暇他顾，绝对不希望在亚洲出现新的冲突和危机。伊拉克的局势在未来5-10年内将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头等难题，伊拉克的形势越糟糕，美国就越有求于中国。

　　不过，我的理论讨论的是未来20-50年后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中国正在经济领域取得快速的发展，我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崛起为地区霸权。这次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中国留给我的印象是遍地的建设工程，据说全世界45%的大吊车都树立在中国。我们设想，假如中国在将来获得一半于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它就将拥有5倍于日本的经济实力，中国届时必然是亚洲地区的霸主。面对这种状况，美国会怎么办？布什总统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拥有超群的实力和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在未来保持这一超群的地位。”其中的意思十分明显，正如我反复强调的：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秦亚青：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视为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重要依据。如果以此为视角，中美两国自然会被视为天敌，因为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原来最强大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对抗，这就是您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据此推理，欧洲一体化进程如果完成，是不是也会成为美国的天敌呢？当然，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的确屡见不鲜。但是，大国是可以和平崛起的。正因为历史给我们以警示，我们才会努力避免历史的悲剧。欧洲一体化、法国和德国的关系说明相对权力的消长不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必然对抗。难道这不是人们接受历史教训之后获得的智慧吗？

　　中国和美国在未来20-50年的时间里可以对抗，也可以不对抗。如果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必然发生冲突的敌人或潜在敌人，那么，对抗的螺旋就会不断上升，米尔斯海默教授的预言也会成为现实。但是，如果双方承认对方的合法利益，通过一系列互动行动和信任措施使自己和对方的行为有着高度的预测性，并通过制度化形式将良性互动稳定下来，那么，两国不但不会成为敌人，反而会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积极合作。全球化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使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重叠部分加大，也为中美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平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平台会更加广阔。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活动和国际制度，推进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利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几年中国的外交实践也说明中国正在朝着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迈进。我们感谢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警示，但是我们应积极努力，使这样的悲剧不至于成为现实。▲

　　(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王义桅博士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余万里博士主持和整理本次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