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变革进程看，把先进技术嵌入武器装备比较容易，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体系和编制体系，则要困难得多。时任美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认为，军事革命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建立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技术的作战理论和编制，“根本的问题是思想方面的问题”。

　　新军事变革正在持续发展。实践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实践没有完结，理论的发展也不 可能完结。新军事变革完成的根本标志，是信息化军事形态的确立。新军事变革萌发于数十年前，真正展开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以后还要经历多个发展阶段。据预测，完成机械化形态向信息化形态过渡，需要到本世纪50年代前后。在这一过程中，新军事变革诸要素将先后完成转变：武器装备系统将完全实现信息化，主战兵器信息化完全取代机械化；军队组织结构能够满足信息化武器装备和指挥信息快速流动的需要；新的作战方法、作战理论与武器装备系统、军队组织结构相适应……当然，新军事变革的总体走向尚存在某些不确定性，随着新军事变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军事理论创新将更趋活跃，新理论将层出不穷。2

　　目前，与信息技术相适应的军事理论正在酝酿之中。例如，精确打击理论虽然已经喊得很响，但还只是一个粗浅的概念，远没有解决在攻击对方系统的同时保护己方系统的问题；再如，信息支持能力与目前的军队作战能力并不适应，伊拉克战争就暴露了网络中心战理论和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的许多弱点；至于数字化建设，就更存在战略需求不清、理论准备不足等诸多问题。显然，仅仅强调用信息技术强化军队的功能而忽视理论牵引，不仅与未来作战需求相脱离，还可能成为今后改革的阻力。

　　与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化军事革命、机械化军事革命的理论创新相比，信息化军事革命的发展还在初始阶段，其理论不会像“一次性筷子”那样，用过一次就不再管用。科学理论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正确反映信息化军事形态的军事理论，肯定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美军所谓的“一次性作战理论”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美军现行理论通过战争检验并不合适，只好放弃，另砌“灶台”，求助于另一种理论；二是已经提出的理论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要不断补充完善。

　　军事理论滞后于技术发展是正常现象。伊拉克战争，美军的武器装备系统信息化程度很高，使用的却是并不成熟的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反映了军事理论与武器装备之间的“落差”。技术和装备的发展是一回事，军事理论的创新是另一回事，即使强调军事理论牵引武器装备发展，也不等于理论已经超前于武器装备，此时的理论只是一种构想，还需要在与新装备的磨合中得到证明。那么，如何看待理论对技术的牵引作用呢？我们举例来说。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铁路商业运输，30年后，老毛奇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开始利用铁路运送兵力，使复杂的机动计划变得容易多了，而一旦产生了兵力机动的理论，便取得了明显的战场机动优势。3

　　在旧的观念体系中，不会产生具有生命力的新理论。机械化时代的思维建立于机械化系统上———流水线、零部件组合等；信息化时代的思维则建立在信息化系统上———整体性、非线性等。与此相联系，工业时代，战斗力主要表现为突击力、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等。信息时代，战斗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内涵发生根本性变化：战场信息网络一体化，传统的突击力、火力为主的打击力，发展成为信息化火力与攻击力；机械化武器平台的机动力，发展为信息化武器平台的机动力，以及网络化系统把整个作战体系连为一体的“信息结构力”；主要对火力、突击等硬杀伤的防护力，发展为对火力打击硬杀伤和信息攻击软杀伤的综合防护力……信息已成为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导因素。

　　信息化大潮以强劲的锐势，加速军事形态的转换，军事理论面临着重大突破。谁能把握住军事理论创新的先机，谁就掌握了通往未来胜利之门的钥匙。（解放军报2003年11月2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