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生　本报特约记者　徐青云　杨鸿

　　11月初，在内蒙古军区鄂尔多斯军分区开展的“四个正确对待”教育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薛成友走上讲台，向官兵介绍了自己当兵27年，多次在人生的重大考验面前，坦然面对个人得失，积极服从组织安排的心得体会，引起反响。

　　心中装着党的事业，才能不断超越“自我”

　　我是1976年入伍的，在军旅人生中，经历过多次严峻考验。1998年，由于部队建设需要，我所在的团队被撤编。当时，我刚带领这个在集团军挂了号的后进团队打了“翻身仗”，多项工作受到北京军区的通报表彰，团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团党委”。那年，我任正团职已满5年，在集团军范围内，不管是论资历、年龄还是工作成绩，我都算是很有优势，职务看来很有希望再往前迈一步。可随着团队撤编，提升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

　　那几晚，我彻夜难眠,茫然失措。但是，想到同样面临进退走留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全团数千名官兵。作为团队的政治主官，平时老是教育部属“听党的”，现在轮到自己反而喊不响“看我的”，那还像个党的领导干部吗？我意识到，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不能“掉链子”，在官兵面前更不能表露出任何消极情绪，否则就会影响到全团每个人的思想稳定和部队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人一旦迈过思想上的这道“坎”，就能做到真正的轻松和潇洒。一个团的撤编，工作极其复杂，为了确保不出问题，我和团长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找干部、战士谈心，做好思想稳定工作，研究制定上报干部、士兵的交流分配和转业复员计划，严格管理经费，逐件清理移交营产营具……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上级命令：平职交流到内蒙古军区，编余待分配。

　　只要精神“海拔”不降低，辛勤耕耘定有收获

　　编余待分配的那段时间我静下心来，回顾自己20多年的军旅生涯，回顾党把我从一个普通青年培养成团职干部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知恩、知足、知责，不能患得患失，只考虑个人后路。更何况一个人只要调整好心态，精神的“海拔”不降低，辛勤耕耘定会有收获！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后来，内蒙古军区政治部通知我到机关帮助工作。编余干部的身份，使我遇到了诸多尴尬。比如认识我的机关干部向别人介绍我，说是政委吧，我已被免了职务；说是参谋干事吧，我又没有这个名分。看到大家为难，我就打个“哈哈”一笑而过：“就叫我老薛吧，这样听着亲切！”

　　刚到机关，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机关业务，有很多地方不懂，我就放下架子，虚心向那些年轻的上尉、中尉学习。不久，机关派工作组下边防考评基层建设情况，我主动找领导要求参加。临走时，我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精心制定了基层检查评比标准和细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随工作组越大漠、过草原、进戈壁，走了3个边防团的40个一线连队。这次边防行，使我亲身感受到边防官兵在艰苦环境中甘守寂寞的奉献精神，心灵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回来后，我写出了一份详实的检查评比报告，为军区机关评比先进旅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受到军区领导的肯定。

　　只要工作有作为，“外来户”也是“香饽饽”

　　1999年2月，上级安排我到部队任职，我自愿要求到一个沙漠深处条件最艰苦的边防团当政委。

　　我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半个月的时间，逐点逐线全程徒步走了一遍全团所有连队和哨所。辗转在400公里的边防线上，每到一地，我都要逐个找战士谈心，问寒问暖，与一线值勤官兵进行“零距离”接触。

　　这个团驻地偏僻，连队高度分散，教育管理难度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后利用电话会议系统、团队局域网、传真系统和对讲系统等载体，建立了快速便捷的教育管理渠道，实现了“千里边防同上一堂课”的政治教育新模式，受到了总部和北京军区的肯定。在担任边防团政委将近3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把戍边当事业干，3个春节，我都是带着妻子、女儿在部队过，一起在一线哨所与战士们共度除夕。为此，我本人先后3次被北京军区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政治教员”。

　　2001年12月，上级任命我为鄂尔多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我又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组织的再一次安排，使我深深感到，在调整精简中，不管是转业回地方，还是留队任职或编余，都能一样干事业；只要工作干好了，“外来户”也是“香饽饽”。（解放军报2003年11月24日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