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柔桑

　　从严治军，是古往今来治军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军从一诞生起就十分重视从严治军，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我军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争年代，严明的纪律是我军赢得民心、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五统四性”的要求坚持开展军队正规化建设，体现了从严治军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 队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也突出强调了从严治军的思想。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把纪律严明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总要求的内容之一，反复强调从严治军的思想，并将从严治军称为军队建设的铁律，战斗力的源泉。

　　从严治军与依法治军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严治军与依法治军的内涵具有同一性。从严治军从何而严，严在何处？回答无疑是：从法而严，严在法上。严非随意，严须有度，这个度就是包括条令条例在内的法律法规。只有严格遵从和依照包括条令条例在内的法律法规来治军，才能严而有据，严而有序，严得公道，严得长久。而依法治军强调的是从法而治，不折不扣地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严格准确且始终如一地按照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规范来治军。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自然也就达到了从严治军的要求。可以这样说，从严治军反映了治军的内在规律和要求，依法治军则更多地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形势下治军的客观要求。

　　江主席曾就从严治军与依法治军的关系作了深刻而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从严治军”。“依法治军，贵在严，也难在严。只有坚持按法律法规从严治军，才能维护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才能有战斗力。”“依法治军，必须坚决维护军事法律法规和条令条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于整纲纪’”。江主席的这些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从严治军与依法治军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加强新形势下部队的全面建设，必须把握好这一规律，始终把从严治军与依法治军统一起来。

　　在现实生活中，把从严治军和依法治军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是存在的。在有的基层单位，一强调从严治军，就容易离开法规制度念“紧箍咒”，习惯于在条令条例之外搞“土政策”；而一强调依法治军，有的干部骨干则会产生一些畏难情绪，担心突出法规制度的权威会削弱个人的权威，担心出现所谓的“难管理”、“兵难带”的局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实际上反映出了同一个问题：不习惯于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喜欢在法律法规的“大原则”下给自己留下较为宽广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说到底，就是法律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不善于依照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从严治军。

　　离开法律法规的尺度从严，必然会违背部队建设的科学规律，必然是搞“长官意志”、“个人说了算”，很容易形成领导重视、上级强调或出了问题才严，反之则宽则松则散的恶性循环，也容易出现时紧时松、抓抓停停的局面，这不仅对部队的全面建设和长远建设是有害的，事实上也难以真正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认同和支持。虽然有依法治军的意识，但不能坚持始终如一地严格按法规制度办事，尤其是在涉及到自己的权威和“面子”时，对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或个人政绩有影响时，遇到外部干扰、为了照顾各种关系时，放弃法规制度的准则，损害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并非名副其实的依法办事，同样会导致在训练、教育和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散。

　　依法治军贵在严，也难在严；从严治军严在法，也重在法。坚持依法从严治军，必须贯穿一个“法”字，体现一个“严”字。就是要坚决维护法规制度条令条例的权威性，坚决按照法律法规建设部队，按照法律法规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既依法保障和维护广大官兵的合法权益，同时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只有把从严治军和依法治军统一起来，坚持依法从严治军，在依法的前提下从严，在从严的原则下依法，才是科学的治军之道，才能获得理想的治军效果。（解放军报2003年11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