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海洪　本报特约记者　郭凯　本报记者　卜金宝

　　11月12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区空军某干休所，记者见到了50多年前我国第一位女跳伞员沈元珍。这位72岁的老人为我们讲述了新中国女性第一次跳伞背后的故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浙江衢州师范学校毕业的沈元珍没有去教书，16岁的她却选择 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上华东军政大学。沈元珍的理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可是，华东军政大学并没有教给沈元珍战略、战术，而是将她选调到了三野政治部俄文训练班学习。

　　1950年9月，我国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由于训练聘请苏联专家当顾问，组织上派沈元珍、李朝旭、凌仲圭、毛镇夷等4名女学员给苏联顾问当翻译。她们的工作就是将苏联专家们的伞兵理论、伞兵操作转述给中国伞兵们，并在训练中帮助苏联顾问纠正指战员们的错误动作。虽然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但却是当时我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其中战斗英雄、模范和功臣就占93%。随着对空降兵这一新兵种由好奇到了解，沈元珍深深喜欢上了这支部队。训练间隙，她总是喜欢问苏联顾问一些有关跳伞的问题。一次，沈元珍在与苏联一位顾问聊天时，问到了苏军伞兵的情况，这位顾问得意地说：“早在1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伞兵，并且有了女伞兵。女性跳伞，只有在苏军才有这种可能。”

　　这位顾问的话深深刺痛了沈元珍的心：“外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一定也能做得到。我要成为一名跳伞员，为中国女同志争光！”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另外3名女同学时，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她们一商量，决定去找伞兵长。伞兵长笑了：“别开玩笑了，跳伞是勇敢者的事业。就你们几个瘦弱的女孩子还想跳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后，如果伞张不开，上帝也帮不了忙，更何况跳伞着陆冲击力达300余公斤，容易受伤，许多男同志飞到空中还有不敢跳的呢。不行！”伞兵长一口回绝了几个女翻译的要求。“苏联早就有女同志跳伞了，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行？”沈元珍和战友一起辩解着。“那我就向上级请示一下吧。”看到几名女同志认真的样子，伞兵长终于“妥协”了。那一夜，姑娘们十分兴奋，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尽情地描绘着从天而降的感受。谁知，姑娘们的兴奋劲儿还没过，第二天就从上级传回消息：组织上不同意女同志跳伞。

　　初次申请受挫并没有动摇沈元珍和同伴们跳伞的决心，她们决定先练好跳伞技术，待时机成熟时再次申请。于是，她们利用课余时间，按照苏联顾问给战土们上课时讲的要领，悄悄苦练。从令人晕眩的“虎伏”训练，到跳平台、跳模拟机，她们都一丝不苟地去体会。有时，她们还请来苏联顾问现场指导。苏联顾问看到几个翻译练习跳伞动作感到十分不解，姑娘们为了不泄漏“秘密”，就以“是给官兵更好地转述顾问意图”为由掩饰。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沈元珍和同伴掌握了空中跳伞的全部动作要领。1951年年初，沈元珍和几个同伴再次向上级申请跳伞。为确保申请成功，这一次，他们不仅请来了部队领导和伞兵长，而且把苏联顾问也“搬”到了现场。当姑娘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现场演示跳伞动作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苏联顾问更是竖起拇指，连声夸赞姑娘们勇敢，技术绝对过关，完全可以跳伞。在姑娘们的请求和苏联顾问的推荐下，部队领导终于同意沈元珍等几名女同志跳伞。

　　1951年3月14日上午8时，一架运输机从中原某机场腾空而起，沈元珍、李朝旭、凌仲圭、毛镇夷等4名女同志坐在舱门旁边。沈元珍兴奋地等待着跳伞的“信号”。因为按照预先安排，她将第一个跳出机舱。

　　“嘟、嘟———”预备跳伞的铃声响起，接着绿灯闪烁……只见沈元珍纵身跃下飞机。一阵猛烈的震动，使沈元珍在三四秒钟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呼”地一下，她感到身体仿佛被人卡住脖子猛地往上提了起来，主伞打开了。沈元珍高兴地喊起来。静下心来，沈元珍操纵着降落伞向着陆场飞去。很快，她看见了地上白色的箭头，这就是着陆点。沈元珍调整着自己的方向，以每秒6-7米的速度向预定着陆场冲去……

　　“成功了！”着陆场上的同志们欢呼着拥了过来。部队领导紧握着沈元珍的手激动地说：“你们这一跳，宣告新中国妇女开创了勇敢者事业的新篇章！”处在兴奋中的朱云谦师长，当场就给沈元珍佩戴上了一枚天蓝色跳伞纪念章。（解放军报2003年11月2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