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　柯春桥、　章锐、　王凯、　原颖

　　无论是机械化战争还是信息化战争，体制编制始终是军队战斗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因而，上世纪末兴起的新的军事变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和根本要求，就是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实现军队结构重组。可以说，探索和创造新的军队结构方式，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推进军事变革的主要着力点。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军队都在结合各自的国情军情，积极改革现行 体制编制，不断更新自身组织结构，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奠定相应的组织基础。

　　改革军事指挥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建立集中统一、精干高效的军队指挥体制，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更新的重要目标。目前，美、俄、日等国军队的指挥体制，正在从近百年来形成的纵向层次多、横向层面杂的“树状”结构，向扁平式“网状”结构转变，由过去的5个层次减到2～3个层次，以适应指挥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近几年，美军在改革指挥体制方面就接连出台了多项战略性举措：把六大战区司令部之一的大西洋总部改组成为一个职能性司令部即联合部队司令部，专门负责联合部队的组建与训练，以及未来联合作战理论的开发研究；新建了一个战区司令部即北方总部，统一负责北美防御；把原有的战略司令部和航天司令部合并为新的战略司令部，统一负责战略威慑力量和航天力量建设。北约也在伊拉克战争后，着手实施成立5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指挥体制改革。在战略层次，把欧洲盟军司令部和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合并为盟军作战司令部，作为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同时增设盟军改革司令部，负责促进和监督军队改革；在战区层次，把 5个战区司令部改为2个常设联军司令部和1个常设联军总部，直属盟军作战司令部；在战术层次，把13个作战司令部精简为6个，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也在提速。以上各项改革完成后，北约原有的20个军事指挥机构将精简到11个。

　　近年来，其他国家军队为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也纷纷进行指挥体制的调整更新。英国在1996年就成立了常设联合司令部，逐步取消各军种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权，现已形成“国防参谋部———常设联合司令部———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三级指挥体制。至去年底，德军已完成全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组建，指挥层次明显减少。日本参联会在今年初提出，要对现行的参联会和各军种参谋部体制进行改革，设立联合参谋长和联合参谋机构，以便加强三军力量的联合运用。

　　调整作战部队编成———组建多种作战力量混编的新型部队

　　世界各国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普遍方针，主要是裁减一般部队，增编高技术军兵种部队；改造传统的重、中型部队，建立规模小型化、编成模块化、功能多样化，便于灵活组合、行动快速的战术兵团；按照一体化作战的要求，打破传统的军兵种界限，组建多种作战力量混合编成的新型部队。

　　美军为全面实行结构转型，在2002年确定每个战区总部都要尽快组建一支由三军作战力量混编一体的部队及其司令部。该司令部应建立基于共同标准的作战程序、战术系统和技术系统，具有标准化的C4ISR系统，能为常备联合特遣部队以至多国部队提供“通用相关作战图”，并建立一体化的后勤保障系统。美陆军正考虑将重型师逐步改编为规模较小、更具机动能力的“战斗群”，每个“战斗群 ”约5000人，可从事空降袭击、直升机攻击、武装侦察和后勤支援等战斗任务，既能快速部署，又能与其他军种共同组建新的联合部队。美海军计划组建12支由陆战队两栖戒备大队和驱逐舰或护卫舰编队合编的“远征攻击群”，建成类似于航母战斗群的独立作战单元。目前，美太平洋舰队就已组建了“佩勒利乌”号“ 远征攻击群”。美空军在2000年已完成组建10支航空航天远征部队的基础上，又提出按照任务组建太空与C4ISR特遣部队、全球打击特遣部队、全球反应特遣部队、本土安全特遣部队、全球机动特遣部队和核反应特遣部队等6支特遣部队的构想。

　　在调整作战部队编成方面，俄军近期的重点是组建便于快速机动的作战力量，计划成立若干试验性部队，主要是组建适于运输航空兵投送的轻型兵团，各个兵团在2～3个战略方向上分别建有基地，预储重型装备和必要物资；执行军事行动任务时，人员和轻型装备通过空中机动输送，快速形成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最近，俄军还准备以空降兵为基础，组建新型多用途机动力量。日军根据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要求，正在将陆军的13个师2个旅改编成9个师6个旅，以实现一线作战部队小型化、多能化，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同时还在组建信息安全部队、陆军新编系统防护技术队，以加强信息防护能力。法国是世界上较早着手数字化部队建设的国家之一，他们正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一支人数更少的部队拥有更快的反应能力和更大的杀伤力。印军则通过研究美军特种部队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和表现，制定了组建编制精干、机动性强、直接受命于战场最高指挥官的新型特种部队计划。

　　优化官兵等比例关系———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军队结构调整改革中，各国军队普遍重视合理配置官兵比例、军人与文职人员比例、现役人员与预备役人员比例等大的结构关系。比如，美军总员额现为 340万人，现役军人不到140万，预备役和文职人员合计约200万。其中，预备役官兵127万人，与现役军人之比接近1：1；文职人员约65万人，与现役军人之比约为 1：2。这样的比例结构，既有利于现役部队精干化，又能基本保证战时的兵力需求。最近，美国国防部还准备把以往由30万名官兵所承担的军事后勤和行政管理工作交给文职人员，以便提高效率，节约军费，使作战力量更加精干。目前，发达国家军队还普遍按照“官少兵多”原则，努力优化官兵比例。美、日、英、印、法五国军队的官兵比例，分别为1∶5.3、1∶5.5、1∶5.6、1∶8、1∶11.3，除大量雇用文职人员和扩大预备役部队外，主要从编制上减少军官职位，不设或少设平行机关等。

　　更新保障体制———在一体化和社会化上做文章

　　三军保障一体化和尽量扩大社会化保障范围，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目前通行的做法。

　　在后勤保障一体化方面，主要是建立高层次的中央联勤机构。美军设立的国防后勤局、国防财会局、国防给养局和军事运输司令部等，都属于国防部长领导下各有专业性分工的三军联勤机构，统一负责全军相关的后勤保障。2000～2001 年，俄军确立了向一体化联勤体制转变的后勤改革目标，准备撤销各个平行部门中业务重叠的后勤机构，按照区域统供原则，对各主要部门的仓储、运输、医疗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合并重组，并将组建全国武装力量统一的后勤保障委员会。英国在1999年4月成立了跨军种的国防后勤部，结束了三军后勤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军费开支大为节约。英军的目标是力争在2005年之前，将后勤保障成本降低 20%。

　　在社会化保障方面，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商业经营方式引入后勤，达到节约经费和提高效率的双重目的。美军强调广泛利用商业信息技术，采用商业标准和规程制造电子产品，以降低成本。近年来，美国防部对2.8万件军用标准逐件审查，有些已被取消、修改或用民用标准取代，有些则由指令性文件变为指导性文件；决定将非核心支援活动交由私营公司承担，使部队集中精力于作战和训练等中心活动。到2000年，美国防部能源供应等辅助性系统已全部私营化，陆军计划将21 万多个会计、法律咨询、维修保养和通信等方面的职位转交私营公司。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私人承包商派遣了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家即“企业战士”前往战区，负责运行通讯系统、修理直升飞机、安装武器系统等工作。据估计，几百家公司派遣了大约2万名员工参战。日军几乎全部军用装备物资都由民用企业生产，武器装备维修、驻地勤务也都在逐步交由地方企业和公司负责，后勤保障社会化程度甚至高于美军。

　　重组领率机关———增强宏观的领导和决策能力

　　为使高层领率机关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并保证军队整体转型的顺利实施，多数国家强调，重组军队结构，必须改革军队高层组织机构，建立精干、高效、经济的领率机关。为此，他们普遍采取减少职能部门数量，撤并职能重复机构，增设新的职能机构，或转变原有职能机构的性质等方法，以增强领率机关的宏观领导能力。比如，美国防部为加强对军队转型的统一筹划，成立了军队转型办公室；鉴于情报战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专门增设了一个统管全军各情报机构，并负责与中央情报局等政府情报机构协调合作的副国防部长办公室(该办公室编制约100人，分成预警与准备、作战人员支援、反间谍活动以及项目与资源等4个部门)；为推进美军信息网络化建设进程，将C3I助理国防部长改为NII(网络与信息一体化)助理国防部长，明确规定这一编制职位为全军首席信息官，统管整个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日本防卫厅为理顺信息管理体制，成立了官房信息通信课，统一掌管防卫厅所有与信息通信有关业务的计划、立案、协调等业务。德国新成立了联邦国防军信息技术局，明确该局的职责是统一审定全军的信息技术建设项目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各主要国家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具体情况和措施虽有所不同，但改革的态度和力度是一致和坚决的，在一些基本的方法上带有普遍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更新观念在先。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普遍认为，要使体制编制改革步向深入，转变观念是基本的前提和条件。如美军许多新军事变革的倡导者就强调：如果你希望改变像美军这样庞大的机构，不可能缺少的第一步是先改变人的思想。

　　二是搞好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是指国家和军队高层对调整改革的目标、方针、措施、步骤及组织保障等问题进行的长远规划和宏观指导。

　　三是注意积极稳妥推进。美、英、法、德等国都强调，军队裁减要逐步进行，不强求一步到位；部队规模要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不是越少越好；兼顾近期需求与长远挑战，保持改革与稳定的平衡；通过招募、保留、训练和装备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员，制定适当的部队轮换节奏以保持相应的战备水平；在科技研发上保持稳定的投入，缩短新理论与新武器装备用于部队的周期等。

　　四是注重理论牵引。突出军事理论的牵引和指导作用，是新军事变革的一大特色，也是各国军队改革体制编制的基本措施。注意创造宽松的理论研究环境，提倡创新思维，鼓励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大胆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并通过“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手段对新理论、新概念进行评估、检验和完善，逐步形成“提出作战概念→开发新技术装备→进行试验学习→用于战争实践”的战斗力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军队体制编制的改革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