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松

　　有这样一则寓言：老和尚坐在寺前的草地上给弟子们上最后一课。上完这一课，弟子们就将启程到四方布道了。上课结束时，老和尚望着草地，给弟子们提了个问题：怎样除去地上的杂草。弟子们思索片刻，大徒弟说，用刀割。二徒弟说，用铲子铲。小徒弟说，用火烧。老和尚默然不语，仿佛睡去。徒弟们不敢打扰师父，悄悄走了。一年后，徒弟们回来拜 见师父，师父已去世，而一年前师徒们聚集时的那片草地已经变成了一块稻田。徒弟们终于明白了师父的用意：除去杂草最好的办法是种上有用的东西。

　　如果把我们的管理领域和对象比喻为一块地，把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作杂草，如何有效消除这些杂草呢？对于不少单位来说，似乎常见的做法就是重申并强调一些有关“不准”的规定，或者再新作出若干个新的“不准”的规定。一个个“不准”，一条条“禁令”，犹如剪刀、铲子和大火，似乎一时间风生水起，立竿见影，一些问题顿时会销声匿迹。然而，一阵风过之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少问题又会死灰复燃，重新滋生起来。

　　在上述寓言中，那个老和尚显然认为，就除去杂草而言，割、铲、烧只是治标之策，而在草地上种上稻子，这才是治本之道。治标不治本，效果终归是短暂和有限的。这则寓言所蕴含的道理，值得我们品味。落实各项法规制度，严格部队的各项管理，既需要我们借助于经常“除草”来治标，更需要我们通过“种稻”来治本。

　　对于部队管理来说，明确或者定期重申一些有关“不准”的规定，抓好各种“不准”的落实，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仅仅强调或重申“不准”，这也只是一种治标之策。从治本的角度来说，不仅要强调“不准”，还应该通过深入的教育，使官兵彻底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些“不准”，违反这些“不准”会带来什么危害，从而使大家树立一种慎防“触电”的自觉意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任何法规制度所规定的“不准”，都是给官兵设置的禁止性义务。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律原则，官兵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其相应的权利也应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我们在落实“不准”的同时，也必须落实好“准”。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落实“不准”的义务，需先落实“准”的权利。作为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抓落实既要督促官兵履行好“不准”的义务，同时也应保障好官兵行使“准”的权利。不但要告诉官兵不准做什么，应当做什么，还应让官兵明白有权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并为官兵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比如，不准战士训练懈怠，就要准许官兵正常休息，保证官兵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不准官兵使用手机，就要保障营区有适量的公用电话，准许官兵正常通信；不准随地丢弃垃圾或随地吐痰，就要放置必要的垃圾桶或痰盂……一定条件下，保障了官兵“准”的权利，才有利于“不准”的要求得以落实，才能有效地维护管理秩序。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封建社会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受封建法律文化的影响，一些人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较为淡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不断提高依法治军的水平，都需要我们在法律实施中重视权利意识，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维护。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也是深入贯彻、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义。因此，无论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要求来说，还是从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方针的治军要求来看，加强新形势下的部队管理，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到关心、尊重、维护、发展官兵的合法权利。树立这样的管理理念，有利于改善和提高管理质量，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官兵参与管理和维护法规制度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法规制度得到普遍和自觉的遵守。（解放军报2003年11月0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