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文章，介绍为伤亡士兵处理后事的美军“特种兵”——忧伤兵团。这个兵团的战士把士兵伤亡的消息通知家属，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从各方面帮助死者的家属度过失去亲人的难关。

　　培训专职人员

　　星期四早上8点，在迈尔斯堡负责伤亡事务的陆军上校丽塔·温伯恩乐观地在教室里摆出40份训练用的包扎工具，这是为她的培训课准备的。参加培训的学员自愿接受每月两小时的训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和军队伤亡人员的家属打交道。

　　在伊拉克的伤亡士兵越来越多，在迈尔斯堡要求举行葬礼的家庭也越来越多。这远远超过了温伯恩手下负责死伤军人安置工作的10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温伯恩的部门开始积极招募新的伤亡通知官和协助官。虽然远离战场喧嚣，这些人要面对的是战争中最残酷无情的工作。

　　伤亡通知官从事的是一次性工作：他们把坏消息告诉军人家属，并捎来军队对这个不幸消息的哀悼。然后，在当天晚些时候，伤亡协助官将接管这些事务，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和死者的直系亲属打交道，有时候甚至代替他们出面。在第一次拜访死者亲属的时候，他们会带来6000美元的“死亡抚恤金”支票。他们会陪着悲痛欲绝的家属出门散步，带孩子出去吃大餐，也会帮助死者亲属完成必要的书面工作，但不会让自己陷得太深。

　　伤亡协助官还得做好他们的日常工作，但安抚和关心死者家属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他们会处理好选择棺材、安排葬礼、计算交通费、印制纪念卡和无穷无尽的书面工作，及死者家属希望他们做的一切事情。现年37岁的丽塔·温伯恩说：“这是所有事情中最艰难的。”

　　如今，训练新人员成了温伯恩最迫在眉睫的任务。在培训课上，她问道：“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伤亡人员？”

　　坐在第三排的军士长马丁·麦卡蒂回答说：“失踪或死亡的人。”

　　是的，但还有更多。

　　温伯恩给出的定义是：“任何被承认是因为被围攻、被俘获、死亡、生病…受伤、失踪、在行动中失踪或受伤而和组织失去联络的人都属于伤亡人员。”

　　但只有死亡或失踪人员的家属才能享受到伤亡协助官的服务。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温伯恩的办公室每年处理的伤亡事故大约在250到300起之间。

　　迈尔斯堡的伤亡人员地区指挥中心负责处理华盛顿地区的军人家属和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军人家属。

　　这些天来，迈尔斯堡的教堂总是订得满满的，牧师每天主持的葬礼都在3起以上。死者包括那些在作战中阵亡的士兵，在医院中去世的士兵，因高龄而逝世的军人，在其他地方去世、获准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士兵和在意外事故中丧生的士兵。

　　分担亲属痛苦

　　安东尼奥·阿拉贡中校是个健壮结实的中年人，今年40岁。在阳光明媚的8月午后，他开着一辆红色的保时捷敞篷车，身穿制服。他是一名典型的负责处理伤亡人员事务的指挥官。

　　在麦克奈尔堡负责部队保护工作的阿拉贡中校以前当过伤亡通知官，最近他开始担任护送军人家属的工作。今年夏季，当一名阵亡士兵的家属从亚特兰大坐飞机前往阿灵顿参加葬礼时，死者儿子的行李不慎在路上丢失了。阿拉贡说，他安排当地的一家商店提早半小时开张，带男孩去买了恰当的服装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军队的伤亡人员指挥官都清楚地意识到，能成为向死者家属提供帮助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谈到他的工作，阿拉贡中校就事论事地说：“我只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希望自己的妻子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他正是这么对待苏珊娜·隆巴尔迪的。39岁的苏珊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今年2月她丈夫文森特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中因癌症去世。用苏珊娜的话来说，阿拉贡“让我们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文森特·隆巴尔迪是第501伞兵团的少校，去世时年仅40岁。他和苏珊娜于1989年结婚。文森特起初只是出现胃疼和发烧的症状。2002年7月，他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罕见的肝癌。他曾打算趁妻子带两个孩子———9岁的特雷莎和11岁的文斯———去迪斯尼世界玩的时候前往佛罗里达州看望他的父母。但今年2月初，文森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几个星期后，苏珊娜成了单身母亲。

　　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丝毫准备，也没有任何缓冲的时间来学习安排我们的生活，打理一切事务。”

　　举行葬礼的那天下着大雨，军方准备的豪华轿车在去接亲属的路上遇到了障碍，开不过去。于是，阿拉贡开车把苏珊娜和两个孩子接到迈尔斯堡参加葬礼。

　　他还帮助苏珊娜把320个纸板箱、14个板条箱及客厅的所有家具从阿拉斯加搬到纽约，帮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

　　　苏珊娜说：“孩子们真的很喜欢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打电话过来，问问他们的情况。当文斯开始想念父亲的时候，尤其在节假日，他就会给阿拉贡发电子邮件。时间一长，阿拉贡对他们也有几分依恋。他说：“你不可能对他们没有感情。他们都属于军队，都穿同样的制服。但最后，你必须在家庭需要和军队之间作出平衡。”他说，这不是一种长期关系，就像军队里的其他事情那样，是一种任务。

　　送达忧伤通知

　　从1966年起，在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的命令下，军队开始派人向家属通知坏消息。在越南战争时期，这些人被称为“死亡使者”，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把最可怕的消息转达给军人家属。在此之前，军队通过电报通知死者家属。

　　干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它需要掌握很多技巧：必须在官方证实死讯后的四小时之内通知死者家属，但也有例外，因为负责通知的人只能在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里把坏消息告诉家属；第一个通知的应该是死者的配偶，然后是父母和兄弟姐妹。

　　通知官应该在路上反复练习如何向死者家属传达这个不幸的消息，但言语间又不能让人觉得这是刻意练习过的，语调要同情但坚定。不要和死者家属有身体接触————除非他或她主动向你伸手。

　　军方协议说，如果可能的话，派去帮助家属的那个人必须和死者属于同一级别或军衔更高。

　　此外，伤亡协助官还得处理大量书面工作，填写60多份表格。

　　温伯恩警告说，伤亡通知官的工作不会令人感到愉快，有时候还会碰一鼻子灰。几个月前，一对夫妻打算去德国看望他们的儿子———今年早些时候他在伊拉克感染了肺炎，后在德国医院接受治疗。但年轻人在他父母出发前几个小时撒手人寰。因此，一名通知官立即赶到机场，在老夫妻俩登机前告诉他们这个不幸的消息。母亲差点儿没冲上去迎头痛打这名通知官。

　　还有一次，接到儿子的死讯后，一位母亲对通知官说，她真希望死的是他。

　　为了让伤亡通知官作好准备，应付一切可能遇到的情形，温伯恩给他们放了几段录像，进行指导。

　　第一个场景是一名26岁的年轻女子接到她丈夫在战争中去世的消息。她的反应是扑在通知官的肩上放声大哭。温伯恩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让她觉得你很坚强。对于突然遭到重大打击的人来说，这一点很重要。你可能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死亡是个无法预测的未知数。”

　　在下一段录像中，一名士兵在洪都拉斯的直升机事故中丧生。接到伤亡通知官带来的坏消息后，身穿工装裤、头戴草帽的父亲声嘶力竭地喊道：“去你的，你们都是些废物，是刽子手。我的儿子没了，你还来这里说什么？”

　　温伯恩说：“如果你继续留在那里，那只会给死者家属带来更大伤害。在一些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把坏消息告诉他们，然后赶紧离开，不要再干涉他们的生活。”

　　金钱·感情·理智

　　今年4月2日，29岁的陆军上尉詹姆斯·阿达摩斯基乘坐的“黑鹰”直升机在伊拉克坠毁。军方没有公开事故原因(媒体报道说，“黑鹰”直升机被伊拉克的轻型武器击中而坠毁)。阿达摩斯基的妻子、30岁的梅根从此成了寡妇。

　　如今，梅根和詹姆斯的亲戚朱迪·阿达摩斯基和弗兰克·阿达摩斯基住在一起。梅根说，她不得不亲自开车去萨凡纳找到驻扎在那里的伤亡通知官，这才证实詹姆斯的死讯。

　　此前，梅根在CNN电视上看到一架“黑鹰”。

　　直升机在伊拉克坠毁的消息，她丈夫部队里的很多战友纷纷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报平安，而詹姆斯却音讯杳然。她等了一天，然后决定自己去军队打听消息。

　　现在，为这个家庭提供帮助的伤亡协助官是44岁的劳伦斯·鲍威尔少校。鲍威尔是他们家的第三个伤亡协助官，虽然他平时沉默寡言，但梅根及其家人都说，他比前两任更热心。

　　谈到阿达摩斯基家，鲍威尔说：“你知道，要处理金钱这一类的问题很难，因为你要生活。”

　　但对于这些家属来说，钱恰恰是最实际的问题。

　　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詹姆斯·阿达摩斯基在上高中时就和梅根相识了。他们一年前结婚，打算在今年8月搬到波士顿住，因为詹姆斯要在哈佛大学念工商管理硕士。梅根说，要不是军队承诺为他支付学费，他早就退役了，那是在他去中东前几个月的事情。

　　詹姆斯生前，他们俩靠他每月5000美元左右的工资生活。如今，梅根只能拿到每月1400美元的抚恤金，她还在争取更多的救济金。

　　梅根一家说，他们对各种繁琐的手续和复杂的规定感到头疼不已。譬如说，军队规定生者可以享受三年的牙齿和医疗保险，但除非你知道有这样的规定，然后自己去问，否则人家根本不会来理你。在这些方面，伤亡协助官的帮助显得格外重要。鲍威尔说，作为一名尽职的军人，他有责任确保死者家属获得她有权获得的一切东西———包括现役士兵在战区留下的个人财物箱。

　　詹姆斯留下的箱子里装着多余的剃须膏和卫生卷纸，他打算穿回家的T恤衫和裤子，一个充气娃娃(这是梅根送给他的圣诞节礼物)，一枚他别在领口的圣章(铸有宗教人物像图案的硬币状金属牌，通常为天主教徒佩带)和一块手帕。

　　梅根说：“他们应该理解我们的心情，对我们来说，即使是手帕这样的小东西也十分重要。”梅根的房间里摆满了詹姆斯上学时拍的照片和他们婚礼上的照片，还有詹姆斯从德国海德堡给弗兰克和朱迪买的礼物，以及哈佛大学送来的荣誉证书，说他们将永远把詹姆斯当作学校的一员。

　　梅根说：“金钱不能代替我们的丈夫，但他们是为我们这些公民而死去的。”她说，在一个只知道填表和完成书面文件的体制中，这一事实常常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