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刚结束时，美国面对变化的形势，提出了军事变革的想法。当时，美较多使用“军事革命”一词，来形容即将到来的变革。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美更多使用“新军事变革”的构思去改组军队结构，重塑军事文化并修订军队条令，重新规划军队的作战功能，简而言之，美要通过“新军事变革”来使军队“脱胎换骨”，塑造一支“焕然一新”的军事力量。

　　军事变革的思维新。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使不马上变革，其军事优势也能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美认为，随着其它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教育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美如墨守陈规，原来所享有的优势未来将丧失殆尽。美认为从当前形势看，美所面临的“不对称威胁”日益严重，敌手和潜在对手寻求通过不对称手段，特别是通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的结合，来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从长远看，美国的某些潜在对手希望抓住世界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历史机遇，在军事航天、精确打击、兵力投送等美占有传统优势的领域有针对性地发展克制美军的力量，美如裹足不前，未来在常规军事领域也将不占优势。因此，美军必须针对上述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变革，而不同于以往的军事革命。

　　在变革时机的选择上，美国的思维也与众不同。最近一段时间，美对外用兵频繁，既要应付阿富汗、伊拉克战事，又要保护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前途未卜的“全球反恐战争”。对这场战争，美军现有体制和实力仓促应付，既算不上“游刃有余”，但也不是“力不从心”。按常理推之，美在此情况下应谨慎从事，以免变革不成而元气大伤，影响到美战略全局。但美领导层并不这样认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今年4月发布的国防部《军事变革规划指南》中开宗明义写道：“现在新军事变革恰逢其时，反恐战争是一次变革性的事件”。

　　军事变革的内容新。提到军事变革，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精减整编和更新装备，但美国的军事变革并不仅限于此。概括地讲，美要通过军事变革实现三个转变：1.美军作战方式的转变，美军的条令、组织、训练、装备、领导、教育、人事和设施等都要发生重大变革；2.美国国防部管理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酝酿实施一系列立法改革，包括减少国防部下属部门向国会重复提交的报告，改革国防部财政权限、人事制度和装备采购程序等。此外，国防部在考虑战争计划时，由“审慎缜密”变为“快速灵活，适应性强”；3.美国军事力量与其它力量协同方式的转变，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综合运用国家力量。为此，美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协同行动，特别是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努力实现国防部与其它政府部门的反恐和国土安全情报共享。另一方面努力加强美与盟友在军事变革领域的合作，推动北约指挥机构于今年6月实现重大改组，由美国联合司令部司令兼任新成立的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加强美与北约盟国在军事变革方面的协调，使盟军在未来作战中成为美军的有力支援伙伴。

　　军事变革的手段新。第一，通过变革领导层推动创新。美军高层经常强调，要选拔使用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据媒体报道，今年正值美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换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加快陆军改革，没有按常规选择接替人选，而是推荐原空军部长罗奇改任陆军部长，希望把空军改革的经验推广到陆军；他还推动已退休的原美军特种部队司令舒梅克尔重新出山担任陆军参谋长，希望按一专多能、结构精干的特种部队模式改造陆军。

　　第二，运用未来作战概念，实现评判体系的改革。美要求军事变革要同时兼顾当前和未来的作战需求，为此，必须对确定作战需求的程序实施改革，把风险降至最低，并敢于对变革性项目进行投资。与此同时，还要对战略分析与规划程序进行改革，使战略规划经得起较长时间内多次大型作战行动的检验。

　　第三，通过部队转型，获得全新的能力。美要求到2010年，美军能够实施四种形式的作战：一是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制定适应性很强的作战计划，其内容应包括运用模块式部队实施密切协同的诸军种联合作战和多国联合作战，消灭敌方威胁。二是能综合运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防护措施和对敌人关键武器的克制手段，向远离本土的敌对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使美军在出动后能与敌迅速接触作战，防止“拖以待变”。三是能克制敌人的不对称作战，确保在联合作战中美国领导层能够正确决策，美军部队能够机动灵活地打敌关键，通过网络战以少胜多。四是能部署多兵种联合部队，通过灵活机动的兵力调动，迫使敌集结兵力，然后通过高强度精确打击消灭敌军，速战速决。美正是以获得上述能力为目标，力图通过军事变革，把一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基于威胁”的军队，改造为一支适应新世纪国家安全需求的“基于能力”的武装力量。▲

　　《环球时报》2003年10月17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