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闻》8月23日报道“寻求生存空间的台湾外交”165与27，这就是大陆和台湾各自拥有的“建交国”的数目。大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进，还通过在北朝鲜的核问题上发挥斡旋作用提高了国际地位，台湾准备如何与大陆进行对抗呢？让我们到台湾“外交”的第一线去看看。

　　“包揽”帕劳迁都

　　轮驱动汽车驶上了坑坑洼洼的红土路。靠近一座能够俯视布满珊瑚礁的大海的高岗，眼前出现了一片现代化的办公楼群。这就是帕劳在巴伯尔图阿普岛建立的新首都，帕劳计划于明年迁都。

　　外观宛若美国白宫的国会大厦位于正中，法院和总统府分列左右，工程已经大体和完工。这些政府机构建筑的总工程费为2300万美元，其中的2000万美元是台湾提供的贷款。

　　在现在的首都科罗尔的中心，有一座6层的“帕莱基亚酒店”，在当地，这座酒店以“KMT酒店”的名字闻名。KMT是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的简称。在台湾和帕劳建立“外交”关系前一年的1998年，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投资1000万美元兴建了这家酒店，在获得当地知名议员的合作后开业。当时的李登辉希望在帕劳打入“外交”楔子。

　　1994年独立的帕劳与美国签订有《自由联系条约》，根据该条约，在2009年前的15年间，帕劳将从美国获得总额为5亿美元以上的财政援助。条约到期后，帕劳将面临自立的课题，但是前途却不容乐观。

　　根据总统雷门格绍提交给议会的2004年度预算案，帕劳的岁出为5130万美元，而预计的税收仅有3100万美元，不足的部分不得不依赖外国援助。

　　帕劳等与台湾“建交”的15个国家5日向联合国提交了一项要求允许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对希望扩大“外交空间”的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邦交国”动乱频繁

　　本月11日，台湾驻利比里亚“大使”陈永绰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利比里亚总统泰勒乘专机离开利比里亚的情形。利比里亚是一个因插手其他国家的冲突而遭到国际谴责的“西非无赖国家”，但是对台湾来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利比里亚内战导致20万人死亡。进入今年以后，首都蒙罗维亚的战斗愈演愈烈，6月，各国“外交官”纷纷逃离利比里来，但是陈大使一直坚守到最后。不过，台湾与利比里亚密切关系的内幕并不为世人所知。

　　熟悉台湾对非洲“外交”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震生指出：“台湾外交官与泰勒的关系非党密切，并且资助泰勒家人的生活。结果，泰勒就变得依赖台湾了。”

　　“鼓吹民主的台湾为何与独裁者泰勒领导的利比里亚维持关系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从台湾前“外交部长”胡志强的话中，可以发现台湾“外交”的无奈。

　　极力谄媚罗马教廷

　　乘坐轮椅的“第一夫人”吴淑珍靠近罗马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后，人们纷纷晃动手中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小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是被排除在众多国际舞台之外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7月20日，在罗马东南的教皇行宫帕帕尔夏宫，陈水扁夫人吴淑珍晋见了罗马教皇，祝贺教皇在位25周年。台湾“总统府”智囊团人士指出，两人并排坐在一起的瞬间是“今年最大的外交成果”。

　　大陆不承认绝对尊重教皇权威的罗马天主教会，于1951年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是现在欧洲唯一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

　　台湾“外交部长”简又新对《每日新闻》记者透露：“从半年前的1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吴淑珍的出访了。由于担心大陆干扰，一直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打着“民间”幌子找出路

　　台湾驻日内瓦“代表处”位于靠近联合国欧洲总部的外交官大楼的3层。聚集着众多国际机构的日内瓦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外交舞台，台湾在这里尝过不少苦头。台湾一直推动各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年会。既是医师又是大学教授的台湾“卫生署”驻欧洲代表张武修是在会议召开地日内瓦活动的中心人物。

　　非典型肺炎在台湾导致84人死亡。虽然年被认为是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好机会，但是又受到了“一个中国”壁垒的阻碍。“政府的活动是有限的，”张武指出了“正面突破”的难度。

　　在台湾最南部屏东县的屏东科学技术大学，从5年前开始，就接纳了25个发展中国家的55名留学生，指导他们学习农畜产品技术。2月，屏东科学技术大学与“外交部”的外围团体签署了合作协定，完善了接纳留学生的体制。

　　周昌弘校长指出：“在发展大陆家，‘吃饭’是最重要的问题。通过援助留学生，就可以让各个国家都知道台湾。这就是所谓的‘农业外交’。”

　　“外交部”前年新设立了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委员会，正式开始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在人口只有2300万的台湾，活跃着“2000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简又新语)。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庆龙指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加。与官方机构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外交”希望通过“侧面突破”来探索出路的新战略。

　　视美日为救命稻草

　　9月4日，3名新职员从台北飞往东京。他们是台湾“外交部”去年12月录用的负责日本问题的“外交”官种子，将在庆应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语言进修。

　　一直到前年，“外交部”一直是每年只录用1名日语职员，但是从去年开始扩大到了3名。这与台湾的对日战略密切相关。很多日台关系人士指出，去年5月官房长官福田康夫的讲话是转机。

　　福田长官就台湾要求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一事表示：“我认为以某种形式为观察员参加是最为理想的。”这是日本首次显示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姿态。台湾认为这是强有力的“声援”，对此表示感谢。

　　从与大陆对峙的角度来说，对日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也在增加。简又新指出：“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处于(1972年断交后)30年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日台间渠道的狭窄表示担忧。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玮指出：“台湾外交的重点过于偏向美国。”2000年5月，在首次政党轮换中，诞生了民进党的陈水扁当局。以年轻一代为中心的陈水扁的亲信，多数都去美国留过学，因此自然而然的把重点放在了与美国的关系上。

　　在安全问题上，与美国的关系命中洽谈室是台湾的“救生索”。国民党前政府时期，利用日本统治时期培养起来的“日语一代”承担对日“外交”，而民进党当局则没有这个条件。

　　曾经参与对日“外交”的文化大学教授陈鹏仁指出：“众所周知，当时，只要与各派系的任何一个国会议员接触，就能够在水面下顺利地推进对话。但是现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很令人怀疑。”

　　现在需要培养继承“日语一代”的新的知日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