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如何考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我们首先要对“国家安全”的历史由来，有清醒认识。

　　“国家安全”是历史概念。自然经济的小农国家，安全与土地面积和人口相联系，产 生了以保卫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同时，也产生了以争夺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那时，国家安全环境考虑的是保证人的生存条件。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的意义使“发展”成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的威胁。此时，国家安全已经与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超越了生存条件的范围。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要求具有可持续性，这就对海上贸易线的安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海上贸易线的控制与反控制，催生了以远洋海军为主要作战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为目标的海权国防理论。蒸汽机和火炮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海上机动性和远距离打击能力。国家防卫概念，从中世纪的保卫生存条件转化为保卫发展条件，从本土防卫转化为海上防卫，尽量把战场推向远离本国边界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性变化是制空权。德、意、日等国率先采用飞机配以坦克集团军，先发制人。这场大战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即从平面战争到立体战争的军事革命。此后，国家安全的空间开始向空中扩展，发达国家纷纷把空中防卫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信息革命对国家安全有巨大意义。里根政府抛出“高边疆”战略理论，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想通过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建立一个拦截敌国导弹的防御系统，从而使核打击对美国失去威慑作用。这预示着信息高科技战争形式，将首先借助太空在未来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普遍认为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高额利润来源于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做到这一点，必须控制海上交通线。对国家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主要不再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中东石油以及通往北美和西欧的石油运输线：西线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太平洋沿岸。中日战争，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美国坐视不管，而一靠近上海，美国就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东北扩张，美国就表示出慷慨，大力资助，一旦伊拉克调头南下，就遭到美国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的最大遗憾就是不能对波斯湾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的“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需要军事介入海湾事务的能力。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美国提供了良机，在阿拉伯人“邀请”下，堂而皇之地开进50万军队，但不除掉萨达姆，为的正是在海湾长期驻军。

　　今天谈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应置身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思考问题。发展市场经济意味着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各国都需要有充足的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这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命脉。因此，各国都在考虑如何保护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安全。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军事力量。一个国家越是开放，越融入全球化，就越是需要加强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而绝对不是相反，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或者自废武功感动强权和霸权。在全球化时代，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

　　霸权国家没有国家安全边界，它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就是全世界。所以，它的飞机在全世界进行侦察，在全世界设立军事基地，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些在霸权国家看来都是正常的，因为都与其安全利益有关。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将来也永不称霸，但中国需要考虑自己的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就拿海权来说，对霸权国家来说就是海上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国际法所认可的合法的海上自卫权利。从国家安全的历史发展来看，未来中国发展适当的海上力量，已愈显重要，我们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新的国家安全理论。（解放军报2003年09月2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