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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评论:透视日本新战略(之三)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9月18日 12:59 舰船知识网络版

  “有事法制”的推进者

  ——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与“有事法制”

  历史都是由人来推动的,“有事法制”这样有争议的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获得90%的赞成率,与当前日本政治家群体的构成和变化趋势也有着紧密联系。

  “有事法制”雏形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内阁,但当时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想,是吉田茂留下的传统保守主义一派,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再到竹下登,能够影响政坛的核心人物,无不是吉田思想的信徒。他们在国内政策上信奉“重经济、轻武装”路线,强调社会公正和避免贫富差距拉大,对外政策则反对自卫队参加海外活动,象“无核三原则”、“军费开支不超过GDP的1%”等等基本原则,都是由这些人先后提出的,无疑,在当时的政界,要通过“有事法制”这样的法案,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从经济成长时代便开始掌权的老一代日本政治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进入政界的中心,日本政治的走向也不可避免的为这新一代人的特点所影响,并被打上与之相应的烙印。

  就“有事法制”来讲,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大致有如下相关的特点:

  一、政治倾向趋于新保守主义,但大都缺乏完整的思想体系;从政治倾向来看,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主体上都属于新保守主义势力,其区别于传统保守主义之处,对内政策在于加强国营事业民营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主张,对外政策则重在所谓“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争取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后一问题,虽是日本和亚洲邻国间屡生冲突的一个敏感问题,但在日本国内民气低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抬头的背景下,却成了选战中颇有成效的票房激素,很多原本以修宪问题为例,根据2002年日本独立人士进行的调查,自民党40~60岁年龄层的议员对“加强防卫力量”和“修改宪法第九条(即非战条款)”的平均态度处于“比较赞成”到“赞成”之间,即使是被认为比较非保守化的民主党,这一年龄层议员对此的平均态度也居于“比较赞成”到“说不清楚”之间。可以说,这种整体性的新保守主义风潮,是国会得以高票通过“有事法制”三法案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日本政治家向来注重眼前实利,理论思想方面往往缺乏建树,新一代日本政治家虽然比他们的前辈在此方面有所进步,但面临连续而来的选举、筹资、人事等具体问题,在理论探索上也只能是浅尝辄止。可以说,很多政治家对“新保守主义”这一概念都不甚了了,更毋须说有什么完整的理论体系了。很多议员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都采用随大流或随党派意见的方式,这次投票中的很多议员,可以说都属于这类。

  二、重视选举利益;

  前面说过,日本政治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选举和派系问题之上,政界内部对人的评价标准中,个人拉票和筹资的能力,要比其政治思维能力重要的多,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家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态度,更多的是为了选举效果。一方面,只要善于挑拣民意调查中支持率较高的话题加以阐述和发挥,甚至不惜迎合和煽动选民中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加以发挥,就能够在选区内拉到足够的选票,另一方面,观点如果对了派系首领的胃口,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派系资金和人脉支持,最终亦可反映在选举中。应该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政治家一时的言论或举措,而完全否定其在中日关系上已经发挥或者可能发挥的作用。如前所述,有些日本政治家的言论和举措,部分属于策略需要之举,部分属于观点“跟风”的产物,并不代表其本人有多么强烈或坚定的政治态度,“鹰派”或“国家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反华”,事实上,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他们还是有可能在对华问题上起到好的作用的,不少鹰派色彩很浓的日本政治家,出于种种原因,在对华问题上都是有过比较温和或友好的举措的,这也是对日观察和工作中应当注意的。

  三、对国际关系问题缺乏了解,少数精通这一领域的政治家政治倾向又非常明显;

  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对外政策的内向性,使得日本的政治人物也大都属于“内向”型政治家,很少有人精通甚至关心国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对议员们的现实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根据利益集团划分的议员群体中,有“建设族”、“运输族”、“厚生族”、“文教族”等等,但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外交族”。议员秘书们每天看报整理简报时,首先浏览的往往是社会版上的讣告栏,留心不要错过各种社会人物的红白喜事,即使象海湾战争、9.11事件这样的事情出现,许多议员依旧还是一切如常的回到自己选区参加后援会成员的婚丧典礼。这种情况的形成,和日本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的固有特点是分不开的。同样,在大部分议员心里,对类似“有事法制”这样的法案,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会引发何种影响,并无清晰的了解,他们之所以投票,部分是由于政党纪律,部分是出于利益交换,还有部分是由于少数作为该领域专家的政界人物的积极活动。

  日本政界人物中,只有少数人系统的学习过国际关系理论,并在该领域有较完善的思想体系。这批人人数虽不多,但能量却不小,由于他们通常是各自党派领导人在此方面决策的高级智囊,甚至是该党派在此方面决策的负责人,他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该党派对某一问题的态度。但是,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往往也很明显,通常都属于右派甚至极右派,一个典型的此类人士,应当是支持自卫队“正名”和海外行动,支持修改宪法,又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日本议员中一个亲台湾组织)成员,偶尔还会在历史问题和教科书问题上“失言”一把的形象。象这次众议院有事法制特别委员会的主任理事、法案的起草人之一、民主党影子内阁的“安保相”前原诚司,大学时便是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的得意门生,后来在议员中始终以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事务见长(他还曾于1989年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情况,时间长达一个月),他虽然身在民主党,但其鹰派主张却比绝大部分自民党议员还要激进,比如他认为日本连TMD都不要加入,应该直接发展“战斧”式巡航导弹一类的攻击性武器。此外,这批人中,还有相当部分属于“新国防族”成员,象防卫厅长官石破茂(46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49岁)、包括前原诚司等人,他们深深介入到军需产业的利益之中,而仅仅朝鲜导弹和核问题的炒作,就可以带来TMD的巨大军工需求,由这样的一批人来负责日本国际关系和防务政策的制订,其结果可想而知。

  以上的几个特点,决定了目前日本政治家在对“有事法制”的态度上,形成了以下三类:一类是坚决或比较坚决推进的,大致占两到三成左右;一类是对此问题不甚了了,但根据党派意见、利益交换或个人感情等其它原因赞成的,其人数可占至大多数,还有一类是比较坚决反对此类法案的,但其人数不多,影响力也不足,并且其作为政治家,往往逐渐在被边缘化。

  即使是最高层决策者也不例外,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以小泉纯一郎为首的YKK集团就是一个例子,YKK集团的另两个成员分别是加藤纮一和山崎拓(小泉的姓氏字头是Y,后两人都是K),其中现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属于坚决要求修改宪法的,小泉当选首相之前曾经很坚定的反对海外派兵、反对修宪,此后则一改以往的立场,变得时而暧昧,时而强硬起来,加藤纮一(前自民党干事长、自民党高层中少见的“中国通”)则认为修宪问题应当谨慎,并公开宣称“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地区。对比其观点,这三个人的现状很是有趣,小泉自不必说,山崎拓在爆出变态性丑闻之后,依然稳坐于自民党干事长的位置上,而加藤纮一则由于其秘书的经济问题,被迫辞去一切职务,退出了政治舞台。

  目前,小泉、山崎拓、福田康夫等人为首的自民党一线领导人,平沼纠夫、麻生太郎为首的自民党后YKK集团,以及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等领导,都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纪,未来10到15年内,日本政坛的主流势力还会一直是他们,可以说,仅从领导人情况来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只会沿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而无转化的可能。总之,“有事法制”以及先前一系列此类法案的通过,在政策层面上,是日本实现国家新战略的重要步骤,在人的层面上来看,则是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占领政治舞台后,逐渐推行其政治理念的表现,这一代日本政治家,必然会把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思想方法,以至他们的不足,投射到日本今后的政策变化之中。(完)作者: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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