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祥

　　2001年，南疆军区筹建军史馆，请我当顾问，并受命赴各地征集军史资料，走访了许多老首长、老同志。最令我肃然起敬、给我深刻教育的是：这些老首长不但记录、见证着南疆军区的历史，他们自身更以模范共产党员的道德风范书写着我军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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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起，朱家胜调任南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后又任政委，半个世纪都过着清廉朴素的生活。2001年我去南京走访他时，只见老首长仍穿着部队上的旧军装，室内家具陈旧简单，室外仍种着一架南瓜。当我把40年前，在部队丰收在望的南瓜地中，为他拍下的“劳动照”交给他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从井冈山起，我就爱吃南瓜”。朱家胜节俭背后，深藏着一片爱国忧民之心。我记得，1957年我军支援农业合作化，南疆军区指战员捐献建设疏勒县“八一”拖拉机站时，朱家胜政委一下捐了1000元，接着他又带头购买“爱国公债”1000元，这在当时的南疆部队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也有4个孩子的生活负担，但他总是节省出钱来帮助国家，支援部队。六十年代以后，他当了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次，我到新疆军区开会，见政治部的同志每人抱着一摞《马恩列斯全集》回家，我问他们：“是发的？”答曰：“是朱副主任的党费给我们买的。”我问老战友李含英，他说：“朱家胜一次交了5000元党费。组织部根据金仲藩主任的指示，让我这个党务科长拿去退还给他，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自愿交党费，哪有退还的道理。朱副主任不收，我们只好将这笔党费交给了政治部直政处。自然这次买书的钱中有朱家胜交的党费。”

　　1994年，我到乌鲁木齐休息后，听老战友杨伯达说，朱家胜为南疆军区前身部队红六军团和三五九旅的军史资料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有一次新疆军区拨款两万元让他俩搞寻访。二人走了十余个省，两三个月，但回来还把剩下的一万多元上交了。因为朱家胜在途中太节俭了，生活标准比一般干部还要低。他从来不住宾馆，只住部队招待所；谢绝一切宴请，只吃家常便饭。到了湖南，他的老战友、也是儿女亲家广州军区副政委晏福生，请他到广州休息几天，也看望一下女儿、外孙。他拒绝说：“我不是来旅游探亲的。”到了云南，昆明军区请他参加“八一”盛典，他却悄悄坐汽车赶到一个小县。到达时已半夜，找着了武装部，住进了一个已有几人睡觉的大房子。第二天，昆明军区来了电话，武装部长才知道来者竟是一位将军，赶快去道歉，请他住单间。但他说不必了，你给我派车带路，还是看烈士陵园要紧。这里是当年红军打过仗的地方，在山前下车，他一面走，一面采野花，到了烈士墓前，把一抱鲜花献上后，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他一面抄写墓碑上的人名，一面介绍他们的英雄事迹。回来后还给县里送了一封信，希望将遗漏的几位烈士名字也给补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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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今年因病去世前，半年时间中，我曾去他家走访过3次，送上我新写的书稿《雪山凯歌》请他审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做为“铁的八团”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西北战场上所有重大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他任团长兼政委时，曾带已整编为五师十四团的前卫部队，不怕风雪严寒，不惜牺牲百余人的代价，直插河西走廊，打下民乐，解放张掖，切断了国民党残军退路，为我军获得歼敌四万余人，解放酒泉，进军新疆立下头功。50年后，我采访他时，他为那些被冻死在祁连山上的战士流下了热泪。他回忆说：“9月间大热的天，没想到在祁连山中遇上了暴风雪，部队无法宿营，两天一夜走了220里山路，在雨雪冰雹的袭击下，150多位战士倒了下去。我一想起那些再过15天就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年轻战士，牺牲在了即将取得胜利的道路上，心中不由地难过和愧疚。”

　　我知道刘发秀司令员心里还装着一个从不外露的悲伤。他的大儿子刘晓红，是在延安生的孩子，从武汉测绘学院毕业后，即按父母愿望返回了新疆，在军区测绘大队工作，表现非常好。领导分配他搞内勤，他说：“我学的是测绘，应该先到野外工作。”1967年夏季，他在伊犁山区测绘时，不幸因公牺牲。当时我在乌鲁木齐出差，新疆军区测绘大队让我将刘晓红遗物带回。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大包袱，当我把东西送进刘发秀司令员家时，两位老人都哭了。我想安慰几句，老将军忍着泪水，向我摆了一下手说：“情况我都知道了，谢谢你！我不会怪罪谁。你走吧！”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南疆军区司令员刘发秀正常上班，更加勤奋地工作，他把悲痛压在了心中，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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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是我的上级。他在新疆军区当青年科长时，我在南疆军区当青年干事。以后他当了青年部长，我也当了青年处副处长。但他更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他那火热的革命激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约是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到内地去探亲，目睹甘肃老家婶婶、姐姐浮肿的情况，心中感到很沉重。没想到在返回的火车上与王玉部长巧遇，原来他刚从北京参加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回来。在交谈中，他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次大会的精神很重要，应该向这次列车上的团员们传达一下。于是我去联系，巧的是女列车长就是团支部书记，我向她说明情况，她一听王部长是团中央委员，立即答应安排此事。那时列车上人多也很乱，白天没机会，到午夜十二点，旅客休息后，在列车餐厅中召开了团员大会，不少青年列车员也来参加了，满满坐了一车厢人。王玉同志向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解了共青团“八大”的精神，要求全体共青团员团结起来，努力工作，战胜自然灾害，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那会真是鼓舞人心，至今想来都感浑身是劲。王玉同志的这种革命激情，这种不拘一格的工作作风，也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962年10月，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了。王玉部长恰在南疆下部队工作，他见所在部队要上山参战，以他青年工作者的特有敏感，认为抓重大政治工作任务的机会到了，决不能坐失良机，于是便随部队上山，一路帮助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动员工作。当他忍着严重的高山反应，越过5座高达5000多米的冰雪达坂到达阿里高原时，已是准备进行最后一战的时候了。那时，我跟随前线指挥部转战南北，我们在战地意外相会，都很兴奋。我向他介绍了刚打过的一个战役的情况，他向我介绍了他在炮兵团了解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如电话班长常务本，在拔除红山头据点战斗中，去修理被敌人打断的电话线时，用两手抓住拉不到一起的线头，让电流通过自己身体，保证了战斗命令的传达。又如三连战士王向理配属边防部队在攻打西里扎普印据点时，炸毁敌碉，立下战功；又在进攻绝拉沟印堡垒群时，奋勇冲击，攻入敌阵，光荣牺牲。自然，他又目睹了南疆军区部队最后拔除6个据点的攻坚血战，收集了大量英雄人物的事迹和政治工作经验。当他回新疆军区汇报后，在他的建议下，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一批作家、记者，下部队了解英雄模范事迹，撰写了数十篇动人心弦的文章，并编辑出版了《西线凯旋曲》，这本宝贵的光荣传统教育材料已成为南疆军区部队的一件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