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3年7月至8月一期，发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学教授、该刊编委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文章，论述什么是现代战争。该刊编者按说，哪一种情况最能体现现代战争：利用高科技武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还是非洲手持砍刀进行残酷内战的暴乱分子？简要地说：两者都是。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战争是对立的大国之间的殊死搏斗这种经典模式。现在是更新教材，重新评价战争性质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说：

　　“战争是政治借助其他手段的继续”

　　是的。经过了170多年，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点仍然适用。战争是带有目的的暴力行为。克劳塞维茨最感兴趣的是大国之间争夺支配地位，它们倾其全力，投入大量的兵力相互厮杀。如今，在美国独霸天下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等级制度里那些无足轻重的国家知道，再也别想试图通过军备竞争和合纵连横的手段提高自身地位。

　　传统的权力斗争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仍然十分盛行，如非洲，这些地区盛产内战———一种最为常见的现代战争形式。

　　“不再正式宣战”

　　不错。过去，当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利用正式宣战的手段，赋予自己巨大的战时权力。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政府避免正式宣战。现在人们认为额外的战时权力不但多余，而且令人担心。一旦一场冲突正式称为战争，所有令人为难的法律后果就会接踵而至。问问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那些倒霉的囚犯们吧，美国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称作“非法战斗人员”，因而拒绝给予他们根据《日内瓦公约》应该享受的正式法律保护。

　　“民主国家彼此不会兵戎相见”

　　不一定。把世界划分成好战的极权国家和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的做法，并不能正确地说明当代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情形就可以看出，冲突可以出现在概念上的民主国家之间，即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冲突。

　　民主也有许多种包装，并不总是特别开明或稳定。稳定、开明的民主国家一旦确信有正当的理由，也表现得非常好战。有时，公众舆论也会迫使一个民选政府违心地对敌开战。

　　“正义的战争就会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不对。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防止战争，而不是授权进行战争。对西方政府来说，一旦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出兵海外就具有了国际合法性，这样一来也就更加容易取得更加重要的国内合法性。不过，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国会或者英国议会中的表决结果仍比安理会的表决结果重要。

　　“反恐战争不是战争”

　　基本正确。不过，“基地”组织是个特例。战争不一定非得是国家之间的战争。甚至在世界贸易大厦遭到摧毁之前，美国和“基地”组织之间已经在进行一场低水平的消耗战。

　　对恐怖主义宣战可能有着正当的理由，但是，这种个性化的描述夸大了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恐怖组织希望它们的活动被视为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它们的政治要求上来。大多数政府更愿意把恐怖分子说成是罪犯，因为这种描述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它们的残忍手段上来，从而造成它们的政治计划丧失合法性。但是，“反恐战争”中的步兵多半是执法官员和情报特工。彻底粉碎恐怖活动，最终还得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把好战分子从他们的支持者当中孤立出去；用事实证明他们使用的方法从本质上说无耻下流，而且适得其反；如果有可能，设法解决造成不满的根源问题。如果不让他们得到资助，或者一再粉碎他们进行袭击的图谋，恐怖活动就会逐渐消亡。

　　“信息战清除了战争的迷雾”

　　不对。美国军方从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中，获取了与美国经济同等的益处。信息能够在战争空间的各个层面上(一种新型的三维战场，包括海、陆、空和太空)实现及时传递。

　　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在周围、因特网上和媒体中存在如此大量信息的情况下，确定它的可靠性和判断适当的反应就有了一定的难度。信息充足的时代出现的错误和混乱，与信息匮乏的时代出现的错误和混乱不同，但是，它们仍会带来种种问题。因此，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信息和情报不是一回事，同样，情报与智慧也不是一回事。　　

　　“未来的一切战争都将是不对称战争”

　　正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对称的战争，因为没有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力量结构和能力，更不用说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和战略文化了。但到了核时代，对称终于达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发展了相互彻底摧毁的能力)这种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使得战争看上去是一种最终的愚行。

　　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占据了军事上的优势，他们能够打赢常规部队在开放的作战空间进行的任何常规战争。这种主导地位的程度，只是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才变得明显起来。对任何美国未来的敌人来说，从这场战争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如果他们跟具有明显优势的美国作战，他们注定会失败。

　　但是，西方国家的对手可能试图通过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超级恐怖活动袭击一国国土的手段，来矫正这种失衡现象。

　　“在现代战争中空中力量起到决定性作用”

　　不完全对。1991年的海湾战争，表明了空中优势所能取得的成果。不过，在所谓的战略和战术空中力量使用的问题上，这场战争并没有完全解决两者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争执。

　　一种理论认为，仅战略空中力量一项就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办法就是摧毁政府及其人民的作战意志。这种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盛行一时。但是，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可怕的空袭反而加强了社会的团结。空袭的最大价值在于摧毁从生产到供给线的战争基础设施，并且给地面部队提供战术上的支持。

　　如今，把平民及其基础设施定为轰炸目标已经不得人心，但是，一些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利用精确制导武器袭击敌人的领导机构则成为另外一种战略选择。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情况表明，如果没有进行直接的“斩首”袭击，大肆摧毁那些具有一定象征性政治意义但基本上已经是人去楼空的建筑，则不会带来多少好处。

　　空中力量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还是它的主要“战术”作用———猛烈袭击没有保护的常规部队，摧毁他们的设备，在交战中提供毁灭性的火力。在打击游击战术方面，空中力量所起作用有限，尤其是当目标同平民混在一起的时候。

　　“现代战争意味着伤亡减少”

　　不对。如今，西方国家努力减少他们的伤亡人数，利用他们的高科技优势，打的是资本密集型战争，而不是采取人海战术。

　　不过，这种低得惊人的伤亡人数，也因西方国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军事干预而发生了扭曲。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国家常常避免太多地卷入一片混乱的内战，因为这种内战同他们理想中的情况不相吻合，诸如小型武器和长矛大刀这样一些低科技武器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主要是百姓伤亡)。在过去十年里非洲的恶性战争中———包括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塞拉利昂和索马里，受害人数以百万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代战争中人员伤亡减少的提法表示怀疑。

　　　“美国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打赢任何一场战争”

　　不对。美国在大多数冲突中具有占据优势的力量，但是，一旦自己遭遇伤亡以及给他人造成伤亡，它是否还有必要的决心，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美国人不能总是认为冲突可以速战速决————这是一种危险的、带有欺骗性的看法。

　　伊拉克战争表明，从军事能力的角度来看，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美国更加卓尔不群。但是，此次战争也证实，战后的政治局面可能会比过去剧烈的国家间战争留下的政治局面更加复杂，更加不能让人满意。战败国需要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和政治关注，以及军事上的持续投入。历史的教训是，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

　　任何战争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有时战争是势在必行，非打不可。但是，尽管有信息时代的优势，有空中力量，有精密武器，战争仍然是一种无法补救的暴力行为，应该小心对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