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4日电妥善处理对日关系，力争使历史问题在两国长期友好交往中淡化，我们固然要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但那东海对面的国度，亦不可忘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

　　最近，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士主张：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要有新思维，不应纠缠着历史问题不放，应把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看待，使之在国际上得到正常国家应有的权利 。

　　这一观点好则好矣，然而在我看来，中日关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除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有新思维之外，恐怕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的精英阶层能够在对华态度上采取一种新思维。

　　今日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国文化几千年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宽厚，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求一个“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此种观念之下，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他们可以心悦诚服地为二战时迫害英美战俘行为认罪，却不愿为在中国犯下的更严重的罪行道歉，其逻辑也在于此。

　　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对中国文化有过尊崇。我国唐代时，日本大力借鉴中国文化，留下很多文化交流的佳话。但近代以降，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积极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定位中国。中国在日本眼里，特别是在其精英阶层眼里，就不再是一种文明、进步、值得效仿的榜样，而是一种愚昧、落后、不争气的象征，是梁启超痛斥再三的“老大帝国”。日本人无论是侵略中国、攫取利益，企图直接控制中国；还是支持中国革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其目的不外乎是希望能够确立对于中国的领导权，带领中国走向“共同繁荣”，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对一个“蕞尔小国”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近二十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根据许多报道与调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愈来愈负面。二十年前的民意测验显示，80%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感情；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却大大降低了，很多人担心“中国威胁”，进而在许多方面对中国进行品头论足的批评。

　　解铃还需系铃人。化解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中国人固可作一些努力，但关键是日本人要有一个新思维。即接受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接受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不再是落后愚昧的象征，不再是贫穷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并已迸发出现代生机的国家。

　　基于此，中日关系的症结不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中国目前致力于经济发展与国家统一，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必然追求的事业。日本可以有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尊重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愿望，以经济竞争、文化交流等方式与中国展开一场正常的竞争，在竞争中达致双赢的格局。第二，沿袭其近代以来的基本逻辑，视中国为二等国家、次等国民。对中国的态度或傲慢，或怜悯，但决无尊重。如此，则日本很难接受中国的发展与统一，甚至可能以台湾问题或其他什么借口再次加害中国，阻碍中国的发展。

　　棒球有一条规则，三次违规则出局。英文中常借此隐喻可以宽容再一再二，决不可饶恕再三再四之义。日本近代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现在是考验日本精英智慧与良知的时候了。(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