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鸣

　　国共间的秘密专使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 启事”出自国民党中央执委，主管“中统”情报工作的张冲之手。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所图的是国共合作的大计。1935年10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呼吁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

　　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里。中共经慎重考察，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取得了联系。潘汉年与张冲及陈立夫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8月8日潘汉年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32岁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此时的张冲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他穿针引线，成为代表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

　　张冲生于1904年，原名张绅，字淮南，浙江乐清县人。1923年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期间，张冲秘密进行反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特派员。1927年3月被捕下狱，幸赖母校哈尔滨政法大学校长雷殷庇护，方免一死。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于他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深得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器重。30年代初，张冲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1932年2月中旬，在他的主谋下，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相继刊出了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借此蛊惑人心。“伍豪”是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杂志上使用的笔名，后作为他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启事》刊登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已近两个月。张冲处心积虑制造《启事》事件，是因为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陈云抢先一步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协助下，果断周密地处置一切，使共产党免遭破坏。张冲败北，便制造谣言。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在陈云等组织下，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在《申报》用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澄清真相。不意四年后，张冲为了找到共产党，又想到了“伍豪”。

　　热衷于“联俄联共”

　　1937年2月初，潘汉年带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2月11日，国共双方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听后泰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会谈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关键问题并未解决。张冲藉此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这年四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约请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中共认为有必要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国共双方商定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在潘汉年陪同下从沪抵杭。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庆龄将中共意见先交给了蒋介石。杭州会谈地点选在西湖烟霞山，蒋介石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一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回陕北起草这个纲领。国共双方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举行了五次正式谈判。作为自始至终参加这场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其间进行过几十次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5月下旬，由张冲出面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耳目一新。参观结束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

　　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他回到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后，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认可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等到报务员发完电文才放心离开。一天夜里，张冲因身体不适，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后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到电台一看，大吃一惊。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顿时变得声色俱厉，知道事情非同一般，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一小时、两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至此张冲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

　　张冲熟悉苏联的风土民情，他的第二位夫人就是苏联人，所以从1932年起，他就参与了对苏外交。1936年春，张冲与孙科、冯玉祥、陈立夫、邵力子等共同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张冲担任理事。该会在汉口推请张冲创办俄文专修学校，张冲慨然应允，为“联苏”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1月他作为“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副团长赴苏，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深居简出的斯大林单独约见张冲达五小时之久。张冲回国后即被蒋介石遴选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成为国民党内主张联苏的中坚分子。

　　“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予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联络和安排，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和回乡省亲，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等，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双方争执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了飞机，他才放下心来。

　　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张冲闻讯痛心疾首，他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受阻，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当夜，中共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力促国共合作五年来，深遭顽固派嫉恨，意欲除之而后快。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到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顽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张冲遭此侮辱，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在必要时自杀以明志。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甚至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但他已预感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极有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每天回家时，他常会大声叫喊夫人的名字，仿佛怕家中出什么事。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至刚，郑重嘱咐：“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边说边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后来张冲逝世，周恩来也曾嘱咐叶至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临末一面，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还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他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其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参加了革命。

　　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