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里根入主白宫提出“重整军备”计划始，美国军费开支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其军费开支重点主要投向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与采购、部队的教育训练、实现和维持职业化军队高额的生活福利支出等3个方面。通过20多年的调整，美国军费有力地促进了美军军事变革，并对军队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海湾战争后，一些美国学者总结认为，美军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彻底摆脱越战的阴影 ，并取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官队伍及其讲求实效的职业态度，一套选拔最优秀军官担任营长和旅长的集中遴选制度；

　　○一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经过精心选拔而来的，领取高薪的职业化军队；

　　○逼真、严格而大量的训练以及正确的作战理论和战术；

　　○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

　　○激发每个人“下次改进”上一次战争。

　　上述因素除第五条外，均与军费调整有关，或者说都是通过军费的有效投入而实现的。

　　●军费调整带来了美军哪些变化

　　军队凝聚力与士气的提高。越战以后，美军针对部队士气低落、战斗力差等问题，采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大幅度压缩军队规模，并转而采用全志愿兵役制。到1974年，基本上完成了兵员裁减任务，将现役兵力从1968年的350余万人减少到210余万人。这样，美军就有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大幅削减军费的情况下，确保军人薪金的提高，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并吸收大批有才干的人进入部队服役。

　　军队职业化水平的提高。军队职业化改革促使美军的教育训练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兵的服役期延长，训练量也大大增加。1975年，美陆军采用了“以绩效为标准”的训练制度，取代了“以时间为标准”的训练制度。相应的，大量的训练经费与装备维护费投入到训练保障中。用美军自己的话说：“要在军事技术方面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平是很费钱的，而训练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对部队进行严格、逼真的训练，远比拥有最先进的技术重要得多。”

　　联合作战水平迅速提高。美军在越战以后越来越重视对联合作战的理论研究与训练实践，从战争实践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入侵格林纳达、1986年空袭利比亚、1989年出兵巴拿马，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8年“沙漠之狐”行动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并且屡屡得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军军事改革的显著成效。

　　武器装备始终保持先进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军为了发挥作战理论对武器装备发展的牵引作用，提出了“以理论为依据的需求体制”，改变过去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为“打什么仗发展什么武器”。同时，美军从与前苏联争夺霸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竞争战略”的武器装备发展理论，即集中资金重点发展前苏联处于劣势的技术和装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制定与实施了“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研制了进行“空地一体战”所需的大量高技术装备。整个80年代，美军武器研制开发费用比六七十年代增加了40%～4 5%。90年代初期，美军在采购费总体下降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重要的采购项目，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很快。其实质上是裁旧不裁新、裁低(技术)不裁高(技术)。从战争实践看，美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作战效能高，其在战争中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海湾战争中只占9%，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已达到68%以上。

　　军事理论的革命。美军在越战后的改革中，较好地处理了军事理论、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教育训练等领域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一步明确了以军事理论牵引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各项改革都是围绕军事理论的变革展开的。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美军作战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先后提出了积极防御理论、空地一体战理论、信息作战理论、空间作战理论和新联合作战理论，并把这些理论成果吸收到新颁布的作战条令之中，运用于战争实践，出现了超视距远程打击、精确打击、非对称作战等新的作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海湾战争一结束，美军就宣布其苦心研究了10年、并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成功运用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已经过时，必须研究和形成新的信息化作战理论。美军在军费配置上也开始逐步向信息化建设倾斜。

　　●军费调整与国民经济发展互动

　　当代国防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盖文·肯尼迪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费投入，以其乘数效应会导致新增1.5万～2.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经济评论家乔治·弗里德曼也指出，国防开支会刺激经济发展，是二战而不是新政结束了大萧条。越战期间盛行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国防开支。军费支出能够形成一定的购买力，从而刺激需求、扩大就业、缓和社会经济危机。当然，从理论上分析军费开支的经济效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目前有一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军费开支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既可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也可能产生负的外部效应，这不仅取决于军费自身的规模与构成，而且必须依据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具体分析。

　　从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军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看，也基本上验证了上述观点。越战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巨额军费开支的刺激所致。而在美国削减军费、美军陷入“低谷”的70年代，美国经济也同时陷入了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再加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刺激，使美国第一次受到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的夹击，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下降、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现象严重、金融市场激烈动荡。而且整个70年代美国经济都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危机后的复苏也很缓慢。在里根执政的80年代，是美国军费增长最快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基本平稳。从1982年后连续8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其主要办法就是控制货币发行、减税和扩大军费开支，刺激经济的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国际形势的相对缓和，美国的军费开支大为缩减，这使美国好像关闭了一台军事发动机，削减军费的直接后果是总需求的下降，军工企业订货大幅度减少，大批军工企业减产、转产或关闭，进而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困难和失业。越战以后的历届政府中，只有克林顿执政时期是在削减军费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主要得益于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发展。而所谓新技术革命，恰恰又是在80年代军备竞赛的刺激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军费开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周期看，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一个时滞。每一次军费增长的经济高涨过后，就是一轮新的经济危机。这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内在规律外，军费开支在其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指出，里根执政期间扩大财政赤字和膨胀信用的政策，虽然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军费增长幅度过大、速度太快，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留下了无穷后患，影响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把80年代视为通过军事改革赢得冷战胜利的10年，其经济上的代价甚至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费开支的规模和结构，不仅仅是军事战略、军队建设需求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受政治势力的影响比较明显，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庞大的军工寡头集团。美国的军工行业集中了美国制造业最优秀的企业，大的军工———工业综合体都是世界五百强成员。目前，美军工企业就业人数达130多万，产值占制造业30%以上，占工业产值的17%以上。因此，军工寡头集团的利益取向往往影响甚至左右着美国政府的决策，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反过来，他们又随着国防订单的增加而发财，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

　　●“美国军费调整”留下的思考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战略决策者和理论家都相当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往传统观点认为，低军费负担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前苏联畸形的军事工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则证明了这一结论。但把军费开支全部等同于机会成本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军费要用于采购装备、军事人力和教育训练等方面，这些活动对民用经济的影响不光是消极的作用，还有积极的作用，这可称之为军费开支的“民用效应”。特别是军费的地区乘数效应，可以刺激当地产品的需求，从而引起当地经济活动的扩展。此外，国防支出保持适当比例反而能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军事经济是刺激经济繁荣、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调节器”。增加国防投资能够在短期内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这对于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与良性互动方面，美国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