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子今
唐代晚期学者孙樵文名甚高。唐僖宗李儇曾经称赞他的文章“有扬、马之风”。清人王士也曾说：“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孙樵二家。”人们常说的“唐宋八大家”中没有孙樵的名字，但在“唐宋十大家”的说法中则增入了李翱和孙樵两人。孙樵有一句名言，即“史书曰‘墨兵’”。也有记载为“书史为‘墨兵’”的，但意思没有太大的差别。
称历史学论著为“墨兵”的说法，后来颇得学界认可。宋代诗人杨万里《老眼废书有叹》诗写道：“老矣书无分，居然眼有花。墨兵非死友，陆醑且生涯。”(《诚斋集》卷四)说年迈眼力不济，无法再读史书，不得不沉醉于美酒。又如元代学士耶律铸《阅史》诗：“降得诗魔不抗衡，多情欢伯下愁城。判花视草风骚将，倚断芸窗阅墨兵。”(《双溪醉隐集》卷六)“阅史”就是“阅墨兵”。袁桷有“纂书墨兵从，拟制铜史挈”(《送曾编修伯长》，《清容居士集》卷八)和“墨兵剿众妄，笔狱破积毁”(《善之佥事兄南归述怀百韵》，《清容居士集》卷四)的诗句。有人认为“‘墨兵’‘笔狱’，可谓佳对”(《历代诗话》卷六三引陈眉公语)。《四库全书总目》谈到明人林兆珂撰《宙合编》中的史学内容时说：“三曰墨兵微画，皆谈史传。”也以“墨兵”指代史书。有的学者甚至以“墨兵”作为斋额，或许也是读史著史志向的表白。
史书“墨兵”说，强调历史论著是锋锐的利器，如果体会其正面意义，原本或许在于鼓励史家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化批判意识，提倡史学的战斗性。明人倪元璐曾经有“墨兵笔战”的说法(《治社八子集序》，《倪文贞集》卷六)。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说“墨兵笔阵，可以横扫千人”(《归文休七十序》，《牧斋初学集》卷四○)，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也有学者对“墨兵”给予贬义的解释。如明人王衡在《列国史补序》中批评野史的非正统性：“丛谈野记，又皆蓄墨兵于心，而以途说为舆。吾谁与为证？譬之群哄于市，苟立之平而设参伍，必得情焉。而其诽于腹，稽于唇，勃于室者，虽面面而质之，且奈何哉？呜呼！后之为史者，其穷矣夫！”(《明文海》卷二二二)这是说私家治史，若心藏“墨兵”，又以街谈巷议为说，则无从“为证”，这样的风习，将败坏史学。明人穆文熙在《州续稿序》中也对所谓“各抒己见”，“藏心墨兵，资口月旦”深不以为然(《明文海》卷二三七)。清人朱鹤龄《赠海宁许酉山明府兼讯黄太冲》诗对于学术争议，也有“我欲融释归大冶，一销文垒与墨兵”的说法(《愚庵小集》卷三)。
其实，如果从史书“墨兵”说的积极意义理解，则“墨兵”实不宜“销”。以史书为“墨兵”的主要意思，是说著史者有原则，有立场，有倾向，则其内容自然有褒贬，有益损，有扬抑，而一字一句皆有锋芒，有杀伤力。清人沈嘉辙、吴焯等合撰《南宋杂事诗》卷二有这样一首：“手毕应防典墨兵，野人识小太言(訁寧)。尚书笔札经题后，雪柏霜松无此清。”说秦桧主和，议禁私家著史。秦桧死后，各地多有民间史书刊行。宋宁宗嘉泰年间，有言官建议重新查禁。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得到朝廷的支持和认可，李焘上其书，得以“诏付秘书省”。有人又有“《长编》如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间”的评价。史书的撰写和发行，必须要经过帝王钦定，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所谓“野人识小太言”，也大有文化霸权的意味。而“手毕应防典墨兵”句，则体现这种“墨兵”可以形成对专制政治的威胁。这样的“墨兵”，对于破除史学的“舆论一律”，自然有值得珍重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看到史书将会对于历史评价和社会舆论形成重要的影响，史家自然应当字字慎重。古人以“墨兵”和“笔狱”为对，是发人深思的。明人毕自严《山西求生录序》曾经在指出司法文书可以导致冤案、罪罚无辜时，也借用了“墨兵”一语，说欲加之罪，可以“以舌剑辅之”，“以口沙射之”，“以墨兵攻之”，此三者，“皆求所以杀，而此囚宜无生理矣！”(《石隐园藏稿》卷二)史家用笔，也是可能出现类似情形的。所以说，诚实的有学术良心的治史者，自然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学术立场，然而在使用评价性语言时，则应审慎而又审慎，尤其应当注意以学术规则和人文理念作为心中的衡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