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时刻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出版

　　在博拉多里教授的新书《恐怖时刻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中，欧洲两位哲学大师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于“9·11”事件的发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哈贝马斯将其看作前现代与现代社会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固有冲突加剧的结果，德里达则将其看作西方社会自体免疫错乱的表现

　　“9·11”的符号特征已经超过了这个日期本身。现在美国人有了这样一个纪念日，它的名字是求救电话。与此相联系的恐惧，部分来源于求救电话拨出后回应与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么多无辜的人已经注定死亡，世贸双塔依然还是要倒掉。现在，“911”仍然在拨打，但是谁将接听？

　　“前现代”与“现代”的冲突

　　美国瓦瑟大学的教授焦万纳·博拉多里将“求救电话”打给了哲学家。“9·11”事件发生时，她在纽约东区的公寓里挨过了那个时刻。在迷惘之中，她采访了欧洲两位最重要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她的新书《恐怖时刻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

　　在哈贝马斯看来，“9·11”事件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相互冲突所产生的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恶果。前现代社会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一种信念或传统之上，这种信念或传统的内在一致性来源于至今仍然不容质疑的核心信仰。而现代社会则倾向于依靠理智而不是传统，以此搞清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所释放出来的多元观念并不必然导致混乱，但是这依赖于人类的理性，以及构建一个制度化处理冲突的宪政机制。但是一些传统主义者可能会反对现代世界，并有意无意地造成具有暴力性的原教旨主义反向社会运动。

　　尽管哈贝马斯指出，现今的全球化已经彻底恶化了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歧，加大了繁荣而冷酷的西方与赤贫失落的第三世界的差距。但他强调，只要理智严重地威胁传统，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就会在历史的任何时刻爆发。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哈贝马斯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解决的途径则在于建立一个得到全球认可的国际机制，并且下决心改善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可以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美国社会繁殖自己的敌人

　　而德里达的最惊人看法是，“9·11”事件是一种美国社会自体免疫紊乱的结果。在德里达看来，美国的自我毁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美国在冷战中训练的伊斯兰战士后来转而对抗美国。第二，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比冷战时还糟。在那时，至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均衡制约了现代化武器的威胁。而现在，可以将世界带进末日的武器可能会轻易扩散到自杀性敌人手中。最后，在美国镇压这些敌人时，美国实际上是复制甚至繁殖了他们。“9·11”事件是双重自杀——包括攻击者自己和他们的目标--美国正遭受抽象意义上的艾滋病的折磨。

　　德里达的第二个观点比前一个更令人惊奇：恐怖和创伤的幽灵并不藏于已经过去的“9·11”这个日子，而是存在于由这一事件所暗示的不可预知的未来。在武器系统、医药、信息领域(实际上是在任何领域)的每一个进步，都可能变成某种意想不到的破坏力量，从而成为我们的敌人。

　　关于现代性的乐观看法是认为理智和技术将使我们不受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威胁。但“9·11”使人联想起梦魇般的未来，拯救的承诺本身已经变成了毁灭的威胁。如果飞机能够成为置我们于死地的武器，那么就更不用说生物、化学和核武器了，甚至更加阴险狠毒的信息系统和刚刚出现的纳米技术，通过纳米技术制造出来的分子大小的机器，可能被用来毁灭有生命的有机生物。

　　人类需要新的启蒙运动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都是康德主义的继承者，他们倡导加强国际机制和扩大人权和经济平等的范围。所以，他们两人(其中德里达更甚)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仍然可能拯救自己，但不是依赖于科学的帮助，而是依赖于复兴启蒙运动的政治普世性，以及彻底反思法律、民族和国际关系的限度。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遇到很多巨大的障碍，尽管他们都注意到了一些潜在的挑战，但是他们关于欧洲或联合国比傲慢的美国更适合承担全球责任的看法，有时候就显得过于乐观了。例如，为什么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要把自己的主权让渡给联合国这样一个不能给予卢旺达的图西族人或塞尔维亚的穆斯林以安全保障的机构？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难道不会变为一个全球专政？一套强有力的国际法体系难道不意味着更富侵略性，因而变为潜在的帝国主义训令，用以干涉“任性”国家的内部事务？

　　如果你想得到最终的答案，博拉多里的新书可能要让你失望。但是这本书提醒我们，对于“9·11”最有益的回应就是，把这一事件当成一次反思美国以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一次机会。当然，我们还需要行动，但是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就一定要把任何的政治或军事反应与这种反思结合起来。(国际先驱导报/马朝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