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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文化传统在回归 台湾人真的改了很多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7月31日 09:55 北京娱乐信报

  杜晨

  少年作文大赛组委会邀请到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做评委,关于作文教育和民族性,她谈了自己的看法——

  爱孩子爱到他求饶

  记者:您是这次少年美文大赛的特约评委,当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龙应台:我对大陆的教育状况不是很清楚,但当我在这里看到去年美文大赛的获奖作品时,我很惊讶。他们写得真的很好,让我感觉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慢慢地回来了。不是中学课本里有《岳阳楼记》就代表着传统,传统是渗透到生活方式里的东西。

  记者:您曾经做过老师、政府官员,还是一位母亲,对这三种角色有什么样的体验?

  龙应台:我已经很久没有教书了,那种感觉太遥远了,但我知道老师要永远去学习。我做了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刚上任的时候,这个机构是全新的,没有什么人,连扫地都是由我来做。后来我慢慢召集到了人员,现在文化局已经有150个人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博士生导师带研究生一样。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像古迹的保护,文物的保存等。

  我是一个非常温柔、爱的能量大到儿子哀求“饶了我吧”的母亲。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有我万分的投入,但我从来不溺爱孩子,和孩子们相处是人生的一种缘分。

  越是大国,越该弯腰

  记者:您在《面对》这篇文章里说过“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那么作为一个台湾人,当面对大陆文化时,这种对抗是怎样体现的?

  龙应台:大陆的文化有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气势,我只有以对抗的姿态来面对。其实,越是大的国家,越是强势的社会,就越应该把腰弯得更低,那才是真正大气的国家。

  记者:您怎么理解“愤怒”?

  龙应台:我1984年在台湾写《野火集》的时候有愤怒,因为我要用愤怒的姿态去对抗一党专政,愤怒的姿态会伤人的。我现在心里依然存在愤怒,但不一定有愤怒的姿态。另外我的愤怒也是因为爱,我不需要对美国、德国还有现在的伊拉克愤怒。

  记者:在海外,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香蕉人”,这是一种必然吗?

  龙应台:假设有法国人或比利时人,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从行为方式到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国化了,我们会对此有所惋惜吗?相信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那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香蕉人”?我们应该有双重评判标准,如果我们有自信,就不应该有民族割裂所带来的折磨。

  记者: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龙应台:我们属于弱势文化,当面对强势文化的大举进攻时,总会产生不自信情绪。泱泱大国,应该有气魄允许你的人民在文化选择上背叛你。台湾人真的改了很多

  记者:从您写《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到现在,中国人的秉性有没有变化?

  龙应台:对大陆我不了解,台湾人真的改了很多。写《野火集》的时候是1984年,我在第一篇文章里谈到环境问题,工厂排出废气废水,周围的人却要被迫呼吸污染的空气,被迫饮用脏水,工厂是以他人的利益伤害为代价。这种事情政府永远处于被动,只有当人民生气地站起来,压迫政府的时候才会解决一些事情。现在好多了,因为很多机制已经建立起来。

  记者:人们对大陆的杂文创作有过这样的说法:鲁迅之后,没有真正的杂文家,您这样认为吗?

  龙应台:其实每一个时代同样的问题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杂文的繁盛必须有一个能够讲真话的基本条件。

  记者:您曾经以“胡美丽”为名,对台湾的男权意识和女性问题作了抨击和揭露,在现代,台湾的女性意识有了怎样的进步?

  龙应台:台湾女性现在有了很高的自主意识,而男性的进步总是落后于女性,男人保守、传统又缺乏自信,女性自主自立了很多。我想大陆的女性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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