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曲正端、刘石安……一个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我志愿军战士。他们都在那片土地上洒下过鲜血，奉献过青春。如今，他们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今天是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正是他她们，用鲜血和青春捍卫了祖国安危、人民幸福；50年前他她们被称为共和国最可爱的人；50年后，他她们依然是最可爱的 人……

　　从战场走入新房

　　今年75岁的胡本章，抗美援朝战争中，在27军80师担任营长。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战友被炸去四肢

　　白天美军用侦察机在空中徘徊，晚上也不放过，炮舰轰炸。五次战役中，每每通过炮火封锁线，我们总要牺牲30人左右。我曾经亲眼见到营里的一个战友在过封锁线时，被炸弹炸去四肢，狂叫着“痛啊，痛啊”，10分钟后牺牲。

　　蒙起大衣抽土烟

　　战争的残酷，更多地来自条件的艰苦。战争中的女兵最苦。每次来月经时，该跑步时得跑步，该过河也得过。没有卫生纸，只能从棉衣上撕些棉花。几场战斗下来，棉衣被撕得零零落落。

　　还有那些有烟瘾的男兵。晚上行军，为了不暴露自己，一点火光也不允许有。烟瘾来了，找张纸包些树叶，蒙起大衣，伏在地上猛吸几口。

　　战争是我们的秘密媒人

　　我负伤后被送到了师卫生院。我现在的爱人顾月娟当时是卫生员。我们一见钟情啊。不过，我们当时是绝对保密的，战争中没有时间谈情说爱。我们互有好感，但只能见了面打打招呼，说上3、5分钟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战地恋情”了。

　　1952年底，我们回到嘉兴，才将恋情公开，才开始在南湖边散步恋爱。本报记者余洁张计红

　　智斗美国“老爷兵”

　　志愿军59师作战科参谋刘石安说：“《霓红灯下的哨兵》中的童阿男的生活原型就是我们军文工团的团员，名叫廖有梁，当年他才14岁，蛮机灵的。”

　　“一次派他押送俘虏，那些美国‘老爷兵’看他一点点大，磨磨蹭蹭就是不肯走。他灵机一动，拣来许多烟头，走一段，跑到前面扔一个，犯烟瘾的美国兵只得拣一个，走一段，这群美国兵就这样被小廖的烟头‘牵’着走到了俘虏营。”

　　“后来他又被派去照顾伤员。重伤员的小便没有盘接，就用饭盒，后来他跑到山头拣了个美国钢盔回来，还开玩笑说：“我的饭盆小，多了装不下，这个大，几个人也没问题！”

　　本报记者朱晓芳

　　高级领导做翻译

　　20军175团指导员肖舟说：“朝鲜部队欢迎我们，但双方叽哩咕噜了半天，却一句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朝鲜部队的一位长官只好手一挥，‘卡起奥！’(意思是跟我走)。我们跟着他来到一个山沟里，出来一位热情的朝鲜人立即用流利的汉语招呼我们：‘同志们，你们好！’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充当起我们双方的翻译。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人原来就是金策———当时朝鲜高级领导人之一。”朱晓芳张智丽

　　女护士温暖伤员

　　20军文工团团员蓝翔告诉记者，当年有一个女战士姓陈，是一位标准的上海姑娘，当时被派去照顾重伤员。

　　一位被凝固弹烧伤的战士，被纱布从头裹到脚，只露了双眼睛在外面。最糟糕的是他的白血球下降，身体冷得打颤。女战士给他盖上自己的军大衣和被子，他还是冷。最后，这位年轻的姑娘解开自己的棉衣，抱着受冻的战士，用体温温暖了他一夜。第二天，这位战士被安全转移到后方……

　　本报实习生张智丽

　　本版摄影记者王杰

　　在国内经历战争

　　81岁的曲正端说：“我在国内经历了朝鲜战争，我所做的是在鸭绿江边的丹东为过江志愿军开道。”

　　“我当时所在的渡江指挥所办公室，第一任务是为渡江志愿军勘查地形。鸭绿江大桥是当时通往朝鲜的要塞。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乘着火车、汽车过江。可不久，敌军的轰炸不断，几乎不给志愿军任何过江的机会。仅有的间歇时，我们部队就见缝插针地查看哪些地方适合行军，哪些地方要改道。正是在我们的准确汇报下，部队还能趁着间隙冒险挺进，但途中，身边往往还伴着炸得如楼房一样高的水柱。”

　　“不久，过桥在敌军的轰炸下几乎不可能。部队接到紧急命令，迅速在鸭绿江上搭起一座舟桥。为搭建这座桥，许多同志的裤脚管全部浸湿，在零下40℃到零下30℃的气温下，一会儿就被冻成硬梆梆的冰裤，双脚也冻得发紫，没了知觉。据说，许多老同志腿脚不好的后遗症就是在当时落下的。”

　　“深夜，鸭绿江的水面上，战士们踏上晃悠悠的小舟跨越国境，冰天雪地上，我们这些坚守在国内的人，所做的只能为远行战士祝福。我知道，他们将面临的是出生入死。”

　　本报记者张计红余洁

　　睹物追忆当年

　　昨天，一位73岁的老人王华威，听到市档案馆正在展览一批反映上海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珍贵档案的消息，立即捐献出他珍藏了40多年的抗美援朝通行证、朝鲜币和照片。1953年，作为上海市卫生局的代表，王华威与全国各地卫生界的代表组成食品卫生小分队，到朝鲜负责食品卫生工作图3。他亲眼目睹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壮举，每当见到这些珍贵纪念品，他仿佛又置身于当时激动人心的现场。他要把这些留给后人，教育后人。

　　本报记者谢惠仁王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