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对手的赞赏是最高级别的奖赏，但得到对手的首肯乃至赞扬却是难得的一种殊荣。

　　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本版编发了这样一篇文章，正如标题所示，是“另一种亲历”，是我们这个角度无法想象的另一面。从中我们都看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由衷赞赏。

　　———编者

　　朝鲜战争指挥官李奇微的回忆：“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1950年12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做饭的火光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9月11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

　　地面攻势于感恩节第二天11月24日开始。麦克阿瑟在发动这场攻势的同时，在东京又发表了一个充满火药味和不必要挑衅的公报，最后说：“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攻势将实际上结束战争”。据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对第9军军长约翰·B·库尔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岛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送回家。”

　　起初一帆风顺。在第8集团军方面，丘奇的第24师在起初几小时内，所向无敌，向前推进了3—4英里。但是，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中国军队袭击了位于第8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2军，该军四散溃逃，把美军第2师暴露出来。在战线左翼，韩国第1师眼看要被击溃，使第24师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远在东面的第10军战区，中共的部队猛烈攻击了清津水库附近的陆战队。不出48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已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大批中国军队的伏击，整个地面部队处于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

　　1950年11月27日至28日夜间，我们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里的电报。

　　在最后一段中，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太常见的温和调子承认说：中国人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年)是美国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国远东军司令，指挥西南太平洋战争。战后，麦克阿瑟代表盟国主持日本受降仪式，任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1950年，他参与策划并指挥侵朝战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以战争失败而被免职。麦克阿瑟生前所撰的回忆录中写到：“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十分明显，我们现有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我的作战计划是从进攻转为防守，附带作那种为经常变动的形势所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事实上，中国人介入战争以后，美国军队被迫去对抗美国军事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优势兵力。这是一场与中国的军事潜力相对抗的新的战争。我所需要的是，与更多的士兵、武器和给养同样急需的是，对应付这个新局势的政策要有明确规定。

　　1951年元旦那天，对方以巨大兵力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深入达12英里，迫使第8集团军进一步后撤。到了1月4日，对方再次攻陷汉城，而到了1月7日，第8集团军退到了三八线以南约70英里的新阵地。

　　欧洲和美国大部分报纸歇斯底里地叫嚷，说联合国军队“就要被赶入海中”。(文／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