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7月22日对布什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美军宣称击毙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同时，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也主动站出来，承担了伊拉克向非洲购铀情报失误的责任，这也使得布什在“情报门”面前多少松了口气。

　　与凯利之死给布莱尔政府带来巨大震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代和库赛之死则给布什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首先是美军的士气得到鼓舞，民众的怨言有所减弱。对于驻伊美军来说，过去的三个多月是一个漫长的“季度”，在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斗行动”结束后，驻伊美军已有39名士兵在各种各样的攻击事件中身亡，遇袭事件更是纷至沓来，士兵及其家人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的不满情绪也日渐上扬。在这种情况下，萨达姆“双子座”陨落的消息可谓一场及时雨，不仅大大提高驻伊美军部队正日益抵落的士气，也有助于分散公众对“情报门”事件的注意力。听到这个消息，许多美军官兵都击掌相贺，并相信“离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事实上，仅仅在几天前，美国媒体还在“追忆”越战阴霾。有媒体称，在越战最激烈的时期，平均每天有17名美国士兵阵亡，尽管现在的伤亡人数并不十分惊人，但长此以往，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很可能会上升到一个危险的高度。有民意测验表明，尽管伊拉克战争“结束”才3个月，却已有40%的美国人认为师出无名，布什总统的民望也在下跌之中。一位专栏作家质疑到，如果听到美军还要在伊拉克待上4 6年的消息，美国民众又会作何反应呢？在经历长时间“阴雨”天气之后，乌代和库赛之死对白宫、五角大楼、驻伊美军、公众和媒体来说，都无异于一个晴天，而市场的反应也十分强烈。22日，全球的石油价格因萨达姆的两个儿子被美军打死的消息而下跌，美元的汇率也应声上扬。对布什政府来说，这个利好消息对其走出“情报门”的阴影十分重要。

　　乌代和库赛之死对伊拉克抵抗力量也是一个打击，尽管人们还不清楚两人与“抵抗运动”的联系有多大。在美军看来，萨达姆儿子的死亡将产生重大影响，将向伊拉克人民证明萨达姆政权的这两个重要人物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美方认为，美军目前遭遇的频繁袭击大多是萨达姆安全部队残余力量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组织实施的，库赛和乌代都曾担任萨达姆政权安全部门高官，他们的死亡将削弱伊拉克武装力量的抵抗意志。

　　即便是乌代和库赛与“抵抗运动”关系不大，但他们的死亡“象征意义”仍然很大。一方面，它标志着萨达姆力量的进一步衰竭，因为乌代和库赛是萨达姆最可以信任的人；另一方面，萨达姆家族是一些组织的精神力量，这个家族的衰亡将会给萨达姆的忠诚分子造成沉重的心理打击。此前，即使人们与萨达姆根本没有联系，但也可以从联军无法找到萨达姆和他的家族这件事上找到力量。不过，如果抵抗运动在开始时就不是一项有组织的运动的话，两人的死亡“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尽管美军对这一“胜利”兴高采烈，但它必须承认，找到萨达姆仍是问题的关键。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本人又敬又怕，且他们对其它领导人没有多少认知度，只要萨达姆本人没有落入美军手中或者被打死，萨达姆支持者的“希望”就仍然存在，美军在伊拉克频频遭袭的恶梦也很可能将继续下去；更重要的是，“倒萨”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标，就像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洛克菲勒所说的，只要“萨达姆活着，或者被认为活着，我们(美国)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而不“彻底”的战争会带来许多战争“后遗症”。即便是桑切斯，也承认，抓住萨达姆仍然是重中之重。

　　衡量战争的长期标准是看它能否带来和平。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在重建伊拉克工作中的目标不可能在没有公共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如果联军不能尽快恢复巴格达以及伊拉克其它主要城市的秩序和安全，那就可能影响重建的努力及其合法性这一关键问题。尽管美国一直宣称它进行的是一场“解放战争”，但许多伊拉克人担心，华盛顿想对他们的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窃取他们的石油，而伊拉克战后的混乱局面无疑加深了人们的忧虑和反感情绪。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足够的安全保证，美国无法如预期的那样立即实施建立一个过渡政治权力机构的计划，这也使得在伊拉克的许多地方和部门出现了权力真空的情况，这反过来延误了伊拉克的政权重建，也增加了美军的占领成本。如今，许多伊拉克人都担心华盛顿会扶植一个对美国石油公司负有义务的傀儡政府，这预示着伊拉克的政治重建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乌代和库赛之死的政治价值也将因此而冲淡。在短暂的喜悦之后，美国人会发现，他们最大的敌人也许并不是萨达姆父子，而是他们占领和重建伊拉克的方式。更何况，重建的成本是无法估计的，有一种关于重建伊拉克费用的估计是2万亿美元，而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在最初几年将会用于“石油换食品”计划。

　　现在看来，对布什总统来说，伊拉克和平带来的政治危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战争。分析家们认为，速战速决的军事冲突提高了布什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增加了布什连任的希望，但对布什总统来说，战后动荡不安的局面可能是一个长期潜在的政治威胁。

　　人们更进一步的担心是，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所说的那样，针对美国政策的抵制态度可能会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导情绪。而美国的历史学家则担心美国会重蹈英国在86年前的覆辙。当时，英国在伊拉克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几年时间还相对容易应付，但随后形势急转直下：部族领袖吵得不可开交；尽管英国的托管统治要强于巴格达的直接统治，库尔德人心中的怨气还是一触即发；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分歧；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互疑虑和斗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者和反西方的知识分子逐渐崛起。尽管鹰派对改造伊拉克踌躇满志，但保罗·肯尼迪却警告说，历史从不毫厘不爽地重复自己，但它往往会给那些完全忽视历史的人以重击。

　　不安的还有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一家阿拉伯媒体认为，“由美国塑造的新伊拉克将永远是一个违背它周围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意愿而存在的外国实体。”在重建伊拉克的过程中，美国还必须时刻注意到阿拉伯世界的感受，并在许多问题上采取谨慎的非单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