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出版的德国外交学会季刊《国际政治》刊登该学会研究所主任凯泽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世界新秩序》，值得一读。

　　凯泽认为，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突显了世界面临的大变动和世界新秩序的轮廓。这种新秩序不仅取代了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而且正在取代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起所建立的当代国际政治体系。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和理论中，《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具有重要意义。它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因应了民族国家产生的潮流，奠定了其后300多年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础。如今，许多人感到，“千年古道今日窄”，世界似乎面临着一个“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凯泽认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个新时代是由美国支配全球和全球相互依赖的矛盾所左右的。应该说，凯泽的这一概括体现了当代世界的突出现象，问题是，这一矛盾的两方面中，哪一方面更具发展性。

　　冷战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之初，美国“单极”现象与单边倾向突显，笔者以为，这同冷战后两极格局崩坏，一极崩塌，一极犹存，结构失衡有关，同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有关，同美国近期大量使用武力、将军事势能转为军事动能有关，这种现象是“遗产”还是具有发展性，恐怕还要观察几年再说。

　　全球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现象确是当今发展很快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点是：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比全球产值增长得快，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社会问题也日益全球化，如环境问题，移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等。当今的恐怖主义和不久前的非典疫情均有很强的全球色彩。世界上的社会运动也日益“全球化”，不久前的反战运动是全球性动作，要求全球社会公平的社会论坛运动与八国峰会、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对，就连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也是在搞全球性的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说，我们处在新世纪的开端，还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这句话代表了当今许多人的困惑。在今天的世界上，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体系中的游戏主体，而且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呈上升态势。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欧盟式的区域经济政治一体化整合、所谓的价值普世化(如人权、环保等价值)，甚至美国的单边军事强权行为，均以不同形式和程度侵蚀和冲击国家主权原则。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毕竟总是观念适应现实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在大变动的时代，观念上与时俱进的问题更为突出。

　　贤哲黑格尔在阐述世界史时，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做“理性的狡猾”，意指在历史进程中，热情在前台冲锋陷阵，头破血流，理性(或规律性)却在背后狡猾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在今天的世界变动中，哪些因素是热情，正在盲目地为新世界秩序开路，哪些因素是理性，正在狡猾地实现自身的目的，恐怕需要很好地观察与梳理。(黄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