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也存在于西方内部——重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王希

　　10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将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为主旋律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各国学者纷纷发表评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性讨论。外界反应之空前和强烈，大大出乎亨廷顿的预料。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一书，详细阐述了“文明冲突”论的思想。

　　文化和文明的认同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

　　亨廷顿的主要观点包括：冷战结束后，文化和文明的认同将取代传统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传统国家将围绕世界主要文明形成新的国际势力组合，在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价值观的传播等方面展开竞争，其结果将决定新的世界秩序的内容；在冷战后时代，西方文明将面临正在兴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为避免招致更多的怨恨和反抗，西方必须放弃企图改变非西方社会的幻想，而应努力建设和巩固内部在文明价值认同和体制方面的高度统一。

　　亨廷顿尤其提到，由于核心国家的缺失，伊斯兰文明将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这将为其内部反西方的极端势力提供生长的空间，给西方造成直接的威胁。“9·11”事件的发生，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文明冲突”论再度成为时髦的话题。

　　无疑，与同期的其他学者相比(如他的学生福山)，亨廷顿对冷战后国际政治走向的判断更冷静和现实。他意识到了文明与国际政治之间那种古老而永久的关系，揭示了其他西方学者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实：西方文明永远无法取代非西方文明。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并非绝对对立

　　“文明冲突”论是在亨廷顿对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观察之上提出的，但他的历史观却存在重大的缺陷。在亨廷顿看来，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和排斥性，这是因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过程，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而文明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很难改变。但事实上，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进行的。从一开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就已经存在，并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也许可以说，亨廷顿强调的不是文明发展中的封闭性，而是不同文明的对立性和不可融合性。他曾多次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和实践———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对社会多元性的容忍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等———是西方社会独特历史经历的产物，是西方文明的结晶，也只能在西方文明的环境下生长，不可能为非西方社会所复制。他认为，非西方社会可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但无法实现西方化，因为非西方社会根本就不存在适合西方价值生长的文明土壤。

　　这种历史观看起来中肯，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所做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它否定了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武断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置于一种永久性的对立关系之中，抹煞了不同文明在与外来文明交往中潜藏的巨大创造力。亨廷顿没有将非西方文明斥为是落后的文明，但他却掩饰不住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他宣称，是西方文明将人类世界带入了现代社会，西方文明所创造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人类，但惟有西方社会才能产生这样的价值观。这种对西方与非西方价值观对立的反复强调，不能不使人回想起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两极对抗。亨廷顿虽然称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但他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时代的阴影。

　　西方文明必须首先在内部进行“文明的冲突”

　　但是，令亨廷顿真正感到威胁的并不是来自外部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是西方和美国社会内部出现的所谓的“非西方化”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的“非西方”人移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改变了西方社会人口的族裔结构；二是近年来在美国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大肆批判传统的西方文化，鼓吹认同“非西方”文化。对此，亨廷顿忧心忡忡，他疾呼：美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认同西方文明，必须抛弃多元文化主义，必须严格限制移民，否则，美国将不成其为美国。

　　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可被称为是“亨廷顿的困境”的现象：一方面，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伟大与独特在于创造和坚持了“自由、民主、多元”等价值，这些价值是西方文明的精髓，是西方与非西方文明较量时的“法宝”；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正在出现愈来愈多的“非西方的西方人”，他们对传统的西方文明价值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理解，因而要求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界定传统的西方文明的内涵。面临这样的困境，“亨廷顿们”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或者承认西方文明中的“自由、民主和多元性”只能为“西方的西方人”所享有，或者承认“非西方的西方人”也可以发展和改造西方文明，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无论作出哪一种选择，西方文明都必须在内部首先进行一场“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