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蓝

　　从电视上看到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不幸去世的消息，彻夜不眠。

　　1958年，我在上海文联工作时，通过当时东海舰队政治部易丁同志，去拜访张爱萍同志。易丁同志担任过张爱萍同志的秘书。他带我去找张爱萍同志，是因为我和我的爱人王文 秋正准备创作一部反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长篇小说，取名“风满潇湘”。除了翻遍1926年至1927年的各种史料和当年国民党地区的报纸之外，我们还想访问当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干部，增加一些真实情节。易丁知道后，连声说，我们去找张爱萍同志，他一定会热情帮助你，他非常热爱支持文艺工作。我们早就听说张爱萍同志会写诗，更写一笔好字，素有儒将之称，对他非常敬仰，便请易丁马上联系。

　　张爱萍同志第一次召见我们三人，是在上海东海舰队司令部。见面后张爱萍同志声明，他本人没有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但他却十分热情地表示，他可以负责介绍、引见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同志。我提出我们的长篇小说的提纲拟出之后，也想请他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他也一口答应了。随后我们的秋收起义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愿意出版，并派责任编辑张羽负责，要我们去北京创作。在1960—1963年四年之中，张爱萍同志对我们这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非常关心，并先后三次召见我和文秋面谈，听取汇报，提出修改意见。一次是在北京三座门军委他的办公室，一次是在北京北海后街他的家里，一次是他利用他在北戴河休假，叫我俩去北戴河见他。张爱萍同志在他的工作时间，以及休假和在家的空隙，如此认真仔细地培养我们，扶植文学创作，还叫我们带着小女儿唐璐去他家吃饭，招待喝茅台酒。亲如师长，又是文友。这种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使我们克服了困难、坚定了信心，终于写出了60万字的初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出样书一百本，分送中央及湖南省委审查，提出修改意见，那天我和文秋把印出的厚厚的样书，双手送给张爱萍同志的时候，由于对他的感激，我俩眼含泪水，说不出话来。万万没有料到，正当送审样书之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样书成了罪书打入冷宫，一切付诸东流。可是当文革结束，我和易丁去总参招待所见张爱萍同志，那时他刚刚平反，腿被打伤还扶着拐杖。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那本60万字的秋收起义样书，保留下来了没有？我说书稿是我的命，跟我流浪了10年。他高兴地笑了，还说：留下了就好。我南下深圳后，和他失去了联系。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该书分印成上下两册，向全国发行，先后发行3版，印了15万册，反映热烈，成为被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的十大小说之一，和《红旗谱》、《红日》等一同摆在北京新华书店橱窗之中。本来我应带着新书向张爱萍同志汇报，并再致谢意。由于此时我的合作者文秋已经去世，极度伤感，就拖延了此事。直到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中央文献室组织“我和毛泽东”的回忆征文。在征文颁奖会上，我的征文有幸获奖，同时也发现张爱萍同志的征文也获奖。我看见张爱萍同志派他的秘书来领奖，我便趁机把《风满潇湘》上下两册请秘书代呈，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长长的文字记述了对他的感激。又是几年之后在电视和报刊上看到张爱萍同志的形象，以及人们传诵他在我国两弹一星方面的巨大贡献。他那高大的身影、风趣幽默的言语、爽朗的笑声，虽经历岁月沧桑，却仍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令人感奋不已。张爱萍将军一生身经百战，历尽艰辛，为党为人民一片忠诚，对同志对朋友无限关爱，为后人树立楷模。今日张爱萍将军乘风西去，天地同悲，我心戚戚。献上我的心香祭奠，愿明月清风、万里芬芳送将军远行。

　　(作者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